從改革開放后首批訪問學者起程赴美到如今留學熱的興起，30年間，一批批負笈海外的中國學子有著怎樣的心理變化？中國駐德國大使館教育處公使銜參贊姜峰認為：“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綜合國力空前增強，摩天樓、高速公路、私家車在中國大城市里已經司空見慣。更重要的是改革開放讓中國人眼界大開，現在的留學生視野開闊，不僅了解歐美等西方國家，還了解很多其他國家的情況，他們的參照物非常豐富，多方比較自然讓留學生心態更加自信、更加客觀。”

　　“什么時候才能趕上人家？”

　　劉月樵怎么也沒有想到自己居然會有機會出國留學。1961年，學習意大利語的劉月樵從北京廣播學院畢業后進入中國國際廣播電臺從事翻譯工作，到了1979年她已經是兩個孩子的媽媽。但就在這一年，通過中國國際廣播電臺的內部考試，劉月樵得到了到意大利進修意大利語的機會。1980年的金秋，劉月樵第一次走出國門。近兩年的進修期，劉月樵先后就讀于貝魯賈外國人大學和羅馬大學。除了聽課學習之外，她還和一些學友參加了勤工儉學活動，偶爾也為出國人員作口譯。

　　留學意大利讓劉月樵開了眼界，她說，“起初，我真像劉姥姥進了大觀園。我到過意大利的海濱，還去過意大利的鄉村……看過之后，不得不承認我們的落后。”巨大的落差帶給劉月樵強烈的心理沖擊。

　　原中國鐵道部部長的傅志寰也經歷了同樣的心理沖擊，他1981年赴德國留學，先后在德國幾個著名的公司里進修，學習電力機車設計制造。德國發達的工業、先進的科學技術給傅志寰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那時，德國鐵路列車時速最高可以達到200公里，而中國只有100公里。如此巨大的差距，使作為工程技術人員的傅志寰深受震動。他常想，什么時候才能趕上人家。

　　有一次，傅志寰到慕尼黑技術大學聽課，一位德國學生與他同行，這位德國學生大談對東京的印象，并不斷地問傅志寰一些有關日本的問題。最初，傅志寰感到納悶，后來才明白，這位德國學生把他當成了日本人。那時候，德國市場上的音響、照相機、汽車等都是日本貨。而中國出口的襯衣、球鞋、手工藝品進不了大商場，只能在地攤上看到；乘坐德國漢莎航空公司的飛機，服務指南有日文、韓文，卻沒有中文。看到中國作為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國家，在外國人眼里沒有與之匹配的地位。傅志寰心里很不是滋味。

　　講到當年的留學生活，鄭延友侃侃而談，他說那時的動機非常純潔，就是一定要學有所成報效祖國，這種使命感不是強加的，絕對是自發的樸素的。當時的生活也很簡單，從住處到教室，再到實驗室，幾乎是一條固定的路線。平常也沒有什么業余消遣，頂多幾個同學好友聚餐一頓，生怕浪費掉寶貴的時間，力爭多學東西，總像憋著一股勁兒。學習上一定要比國外學生成績好，實驗也比別人更加努力。

　　出生在四川樂山的鄭延友就讀于吉林大學物理系，1982年畢業后工作了兩年，便赴澳大利亞留學，后轉至溫哥華UBC，在名師指導下從事博士后研究，研究方向是量子化學。

　　中國駐德國大使館教育處公使銜參贊姜峰在接受記者采訪時以德國為例子分析說，改革開放后，到德國留學的留學生發展大體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第一階段就是上世紀80年代早期出來的留學生，基本上是公派，他們學習非常勤奮刻苦，目標就是要趕緊學好本領回國報效。他們勤奮好學，為中國留學生在德國高校里創造了非常好的聲譽，德國高校都非常樂于接受中國留學生。

　　事實上，作為改革開放后的第一代留學生，留學其他國家的中國學子心理同樣如此，國內國外的差距在他們心里形成了巨大的沖擊波，奮起直追的想法油然而生。

　　“生存面前，專業不專業，喜歡不喜歡，都變得次要了”

　　羅萍，出生于上世紀70年代初期。和許多同齡人一樣，生在紅旗下，在改革開放的大潮中成長。從上海財經大學畢業后，她進入上海公務員系統，隨后戀愛、結婚、生子……1999年的上海，留學開始成為很多不安于現狀的人的選擇，同在上海政府部門工作的丈夫開始感覺到了周圍一些同學、同事在事業發展中的變化，在與羅萍商量后，他毅然決定放棄一切，用多年的積蓄到澳大利亞留學，半年以后羅萍帶著孩子也來到了澳大利亞。

　　剛到澳大利亞，夫妻倆承受了巨大的經濟壓力，羅萍不得不四處打工掙錢以補貼家用。雖然畢業于國內著名的財經院校，但羅萍的學歷并不能讓她在澳洲找到一份穩定的工作，她必須重新修讀學位。

　　羅萍選擇了堪培拉大學的會計專業，并從本科階段開始學習。她坦言，當時選擇這個專業純粹是為了留在澳洲，因為這個專業的移民分值最高，“我沒有想過畢業以后真的要成為一名會計，可是夫妻倆已為留學花完了全部的積蓄，不留在澳洲多掙些錢，今后的生活怎么辦？何況還有孩子。”在當時，會計專業也是很多中國留學生的首選，為了留在澳洲，學語言的、學歷史的，甚至學法律的都改了行。“在生存問題面前，專業不專業，喜歡不喜歡，發展不發展都變得次要了。”

　　2002年，羅萍被新成立的澳洲大學聯盟雇用，成為成都七中國際部澳洲辦公室的學生服務經理。近些年，羅萍每年都會帶領大學的招生官員往返澳洲和成都，跟學生面對面地交流。

　　無獨有偶，80年代后期到美國留學的王強也遇到了一個在美國如何再就業養活自己的問題。“我英文固然很好，但是到了美國以后，我周圍所有的人都能說英語，就覺得沒有用武之地，你不可能去教美國人說英語，那么在這種情況下我怎么辦？我只能去做美國人不愿做的工作，甚至很多中國留學生也不愿干，就是到美國養老院去伺候那些老頭老太太。”事后回想自己的留學生活，北京新東方教育發展研究院院長王強不勝唏噓。

　　王強回憶說，當時那些美國老頭老太太大多神志昏迷，不清醒了，所以說英語也沒什么用。在這種情況下，包括給他們換尿布這樣的工作，他都當作一件大事去做，非常有職業心。有一天負責養老院的老板娘說，看他工作態度這么認真，問他將來是不是能接這個生意？“就是這個事，也讓我從中找到了自信，原來換尿布也能換出一片天地來。”王強說。

　　王強評價他們這一代留學生時說，“我們和改革開放之初的第一代留學生無法比，他們多是國家公派，有很高的待遇，我們很多人是自費留學，實際上體驗了作為一個人在陌生的環境中生存要經歷的挑戰。”

　　對此，姜峰分析說，出國留學的留學生發展第二階段是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末期，除了公派學生，自費學生逐漸增多，這主要得益于1985年，國家取消了自費出國留學資格審核，“出國熱”在全國迅速升溫。這一代出國的留學生，最開始的留學路固然很艱辛，但挺過來就會是一個新世界。

　　“我的路是我自己一步步走出來的”

　　出國對徐夢媞來說并不陌生，她從3歲起就一直在華夏未來少兒藝術團學習舞蹈，從9歲開始，每年的寒暑假她都會跟隨藝術團出國演出，去過美國、澳大利亞、日本、蒙古等多個國家。

　　但2005年的這次出國卻與以往不同，這次她將孤身前往美國留學。這年，她才15歲。

　　徐夢媞是天津一中高一學生。2005年，15歲的她赴美國得克薩斯州休斯敦市的一所學校進行為期1年的交流學習。1年后，她以全科都是A的優異成績圓滿結束了此次交流活動。與此同時，她把在美國這一年的生活點滴和內心感受寫下來，由北京出版社出版，書名叫《爸爸媽媽請放心——15歲女孩孤身留學美國的日子》。

　　盡管也有孤獨的時候，也有哭鼻子的時候。“但在美國最初的日子里，我覺得一切都是那么新鮮，天那么藍，云那么白，很大很漂亮的校園，很自由的學習方式。”徐夢媞說。

　　2002年開始在美國費城卓克索大學攻讀新聞傳媒專業的一位中國留學生如此描繪自己的生活，“這里跟我在國內上學讀書工作的環境差別不大，工作和學習緊張有序。我通常在星期天使用美國的IP卡給父母打電話，父母用電話機的免提和我通話，這樣3個人都能講話。他們每次都在電話里講要注意安全，吃好睡好……我請父母放心，雖然我身在海外，但不會忘記父母的叮囑，好好學習，勤勤懇懇工作，學成后報效祖國。我的路是我自己一步步走出來的，雖然遠方的路有坎坷，但我還要走下去，我能走好以后人生的每一步路。”

　　墨爾本中華青年聯合會會長楊婧則如是評價自己的5年留學生活：“一是基本適應和勝任了這里的學習環境、學習方式和學習內容；二是基本了解和適應了這里的生活方式、生活習慣和生活內容；三是完成了從需要社會關助到通過社團使他人得到關助的轉型；四是初步奠定了對祖國的認同和對自己的認知。”

　　楊婧認為，她們這一代是沐浴著改革開放的春風成長起來的一代，有著更好的環境、條件和更先進的知識和技能儲備，也有著更開放的機會和視野感受去認同祖國，因此更有理由和空間來關注祖國，為國家做事情。

　　對此，姜峰評價道，出國留學的留學生發展的第三階段是90年代末期到現在，公派留學生穩中有升，自費留學生迅速擴大，留學人員成分更加多元化，學習領域也非常廣泛，改革開放的深化、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使得留學生的自信心也大為提高。(孫杰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