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如時的暨南大學，學生最多時有1700多人，這讓校史專家馬興中印象最為深刻。在解放前，大學規模能上千人就已經不錯了。

　　真如鄉間的農民則把暨南師生看作另外圈子中的人，學生被當成從海外回來的王子，“腰纏十萬貫，騎鶴來上海”。“因此，他們的雞也特別值錢，雞蛋也比上海的貴”。曹聚仁在回憶錄中說。

　　“一·二八”事變后，暨南大學的師生積極參加救亡圖存的運動，引起了國民政府和社會各階層人士的廣泛關注。1934年1月23日，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以“視察教育和籌募基金”的名義，調鄭洪年前往南洋。校長職務由沈鵬飛代理。

　　1935年，歷史學者何炳松接任校長。

　　何炳松就職后，在第一次全校大會上指出：“現在國勢阽危，國難嚴重，許多人已經無書可讀……我們在有書可讀之時，應努力讀書。”他提出的培養目標是：“要造成復興民族之斗士，不要造成爭權奪利的政客。況且暨南比其他大學另有特殊之使命，將來本校畢業同學，必須能向海外發展，能在外界立足”。

　　之后“八一三”事變，真如成為戰火的中心，暨南大學只能再度播遷。1938年，暨南大學遷到上海公共租界。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上海租界為日本軍占領，暨南大學又播遷到福建建陽。

　　1945：何炳松掌校10周年

　　1943年，18歲的福建少年陳默從南平考入國立暨南大學，選了國際貿易系，因為“可以賺洋人的錢”。入校前，陳默已經知道“何炳松”這個名字，他高中念的外國歷史課本就是何炳松編的。

　　那時，何炳松已經在國立暨南大學當了8年校長。他還需要在校長位子上苦苦堅持3年。

　　何炳松由官費送赴美國留學，先后就讀于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和普林斯頓大學，攻讀史學、經濟學和國際政治。他在國內最先傳播魯濱遜的“新史學”，力圖以西方史學理論為基礎，吸收中國傳統史學精華。1935年1月，他與王新民等9人聯合發表《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提出“中國本位文化建設”應以“此事此地的需要”為基礎，保持中國的特殊性，對中國古代傳統文化加以批判地繼承，同時也對歐美文化進行批判地吸收。這就是現代史上有名的“十教授宣言”，在當時引發了關于中國文化的大討論。

　　體現在治校上，何炳松大力提倡“忠信篤敬”的校訓，重視道德教化，以傳統文化培養僑生的品格；主張學以致用，學術救國；在學術思想上，同樣兼收并蓄，還在1944年邀請《資本論》的譯者之一王亞南到校講座。

　　陳默認為何炳松校長“很了不起”。一方面，可以跟教育部要到錢，雖然經費很少，但當時的教育部長陳立夫還是很買何炳松的面子；第二，何炳松在教育界、知識界威望很高，能夠請到那么多有名的教授，到福建建陽那樣艱苦的山區教學。

　　回想當年的艱苦，暨大校友總會副會長陳默很感慨。點的桐油燈，能用兩根燈草就很不錯了。作為校舍的孔子廟，也沒有燈，上課就需要早早去，搶靠南的、窗戶邊上的座位，才不會太費眼。

　　何炳松在一次周會上流著眼淚說：“大家生活太苦了，我都知道，點燈的桐油買不起，作筆記的墨水買不起，先生們的太太，有做小生意的，賺那么一角錢二角錢，有的教授連換洗長衫也沒有……”

　　1944年，數位教授提議在1945年6月隆重舉行紀念何炳松校長掌校10周年活動。他們在提案中說：“本校雖有四十年之歷史，校長任職十年者以何先生為第一人；國內各大學校長能任職十年者亦殊不多見。況何先生接事于校局兀臬之際，支撐于困難嚴重之時，經營擘劃，艱苦卓絕，校譽日高。太平洋戰爭爆發后，尤能不避艱險，毅然內遷。上海大學不啻十數，而能完全內遷者，僅有本校，大學校長內來者，僅有何先生一人。”

　　1945年6月1日開始，紀念活動持續了3天。畢業學生自發為他排演了平劇晚會。徐克仁當時在《群英會》中扮演周瑜，他回憶選平劇的原因是，全校師生都知道何校長對昆曲有特殊研究，但學校里沒人會唱，他們決定排演平劇以代。

　　印象中，陳默還記得何炳松愛喝點小酒，但生活清貧，只能拿鄉間的黃酒代替。在10周年活動的晚宴上，200多名畢業生每位“奉半觴為壽”，何炳松“一一盡之無難色”。

　　1945年8月，抗戰終于勝利。暨南大學開始著手遷回上海的事宜。何炳松慘淡經營，嘔心瀝血，都要找到合適的校址了，卻被一紙調令發到國立英士大學當校長。他曾給學生阮毅成發過電報，稱“不得已力疾拜命”，準備鞠躬盡瘁了。但因長期勞累過度，1946年7月病逝于上海，時年56歲。

　　鄭振鐸在悼念文章中寫道，何炳松“做了十多年的暨大校長，暨大的學術空氣始終是純潔的。……學術研究的自由，從來沒有受到任何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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