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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多月前，中日關系還處于“解凍”初期，現在似乎已進入“春暖花開”的階段了。事態的發展，確實給人以瞬息萬變的感觸。韓國《朝鮮日報》甚至以《中日關系撥開云霧見月明》為題，來形容當前的中日關系變化。作為現狀分析，它有一定的準確性，但作為長期觀察標準，則有過度樂觀的危險。

　　中日關系為何會有如此峰回路轉的變化？

　　一、日本新首相安倍晉三，他上臺選擇第一個出訪國為中國，以言行一致來證明他重視日中關系，也證明他有改善雙方關系的“誠意”。

　　二、安倍不像其前任小泉首相總采取過橋抽板策略，不僅再三邀請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訪問日本，還充分利用國際外交舞臺、各種的首腦峰會，設法與中國首腦進行直接會談，既鞏固了中日首腦外交體制，也彌補和深化了中日關系的修補工作。

　　三、安倍將靖國神社問題“曖昧化”加以擱置，就是不繼續執行小泉制定的恢復國家神道地位的政策，從而擺脫了日本的外交困境。

　　由于安倍采取了權宜之計，蘊藏了極右的政治特質，使他能夠對亞洲施展“戰略外交”。正如他的“破冰之旅”帶來的效果，不僅修補了瀕臨破裂的中日關系，也恢復了日韓的正常外交往來。

　　首腦外交是日本戰略外交的重心，而自10月8日中日首腦恢復會晤以來，接著又在11月18日越南河內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進行了會晤。兩國首腦如此頻繁會晤，跟小泉時代的“拒絕往來”情況相比，確實有天淵之別。何況，中日外交當局正在具體安排明年春天胡錦濤的訪日行程。12月，東亞峰會在菲律賓宿務舉行時，安倍同樣可以會見中國總理溫家寶，顯示中日首腦外交不僅已全面恢復，中日外交關系也已經步入了正常化軌道。

　　防止中日關系再被破壞

　　中日關系的正常化，不僅為安倍政權的成立和發展確立了良好基礎，也為日本的亞洲外交重新注入了活力。《朝日新聞》11月21日以《重視日中關系改善的潮流》為題發表社論說，10月北京會談同意以大局為重，確立朝向互利的“戰略互惠關系”，而河內會晤又同意，設立有關經濟發展和能源合作的部長級會議，這便是其具體成就之一。

　　社論說，中國是日本的最大貿易伙伴，重要的投資對象國。作為兩個石油消費大國，不能只著眼于摩擦而忘記相互合作。在能源分野的合作，無疑是構筑互惠關系的第一步。既然兩國外長已同意，要將象征兩國對立的東海油田問題朝向共同開發的方向轉化，這是個值得期待的發展。曾經引發嚴重對立的歷史認識問題，也決定通過有識者的共同研究來加深理解。甚至陷入停頓的日中防衛交流，也將重新出發。安倍首相對參拜靖國神社問題采取了慎重的態度，更是彼此關系好轉的主要原因。在北京會談期間，安倍說“此問題會變成外交、政治問題，因而將不明言是否前往參拜”。承認它會影響外交關系，這是他與前首相小泉的不同之處。

　　《每日新聞》則報道，在改善日中關系的基礎上，中國還會阻止采取“曖昧戰略”的安倍參拜靖國神社。因為，胡錦濤主席在18日的日中首腦會談中強調，兩國領導人有責任從戰略和全局高度牢牢把握兩國關系發展的正確方向。

　　《讀賣新聞》則從另一個角度來分析說，中國的最大不安，還是擔憂安倍首相會參拜靖國神社。為了避免出現這種事態，中方的策略是，除了首腦的交流，還將通過各領域的磋商，制造出參拜變得更加困難的氛圍。

　　從日本的角度來看，這就是安倍尋求的“實利外交”、“互利戰略”。

　　安倍11月15日在東京首相官邸接受新華社記者采訪時曾說，“我不久前訪問中國時，在首腦會談中表示，應將兩國關系變成戰略性互惠關系，從單純的友好階段，構筑立足于面向未來、互利的戰略關系。”

　　擺脫中日友好“舊思維”？

　　過去的中日關系，特別是前首相田中與中國重建邦交，簽署友好合作協議之后，在很長一段時間是合唱“中日友好”的。一是日本年老一代有歷史負債感；二是中國以民族世代友好為目標放棄戰爭賠償；三是中國無條件將千萬名戰爭俘虜和僑民送還日本。因此，“中日友好”一詞不單純是外交辭令，也不純粹是政治口號，而是有特殊歷史實質背景的名詞。但在日本的極右份子看來，這是日本的奇恥大辱，甚至是永遠有負于中國的“歷史牌”。

　　日本新保守主義者抬頭之后，他們的一貫主張是，對中國應擺脫“中日友好”的舊思維，就是不畏懼摩擦，也不必再顧忌“以怨報德”的指責，對它采取有話直說，有架就吵的“自主外交”。

　　今年8月，東京舉行第二屆“北京-東京論壇”，當時任內閣官房長官的安倍晉三到場致詞時曾說：“在日中建交后的‘中國熱’中，建立在中國憧憬上的日中關系并不能長久，隨著交流的增加，這是不能避免的現象。怕摩擦也就沒有雙方真正的相互理解。”“要從互相客氣、保持一定距離，如此奢侈的友好，轉變為正面討論問題、不怕摩擦、通過對話的累積，建立合作伙伴的關系。”

　　無視東方人的特質

　　日本新保守主義者不僅嘲笑“中日友好”是鄉愁式的感情外交，還主張應建立起利益共有基礎上的“實利外交”。基于“實利外交”原則，安倍等曾強烈主張要中日關系“政經分離”，就是日中之間即使有歷史的、感情的糾葛、有強烈的爭論，但也不應影響正常的日中經貿活動。

　　由于小泉政權需要某些理論來修飾其到處碰壁的亞洲外交政策，結果“政經分離論”便告應運而生。安倍走馬上任之后，他主張擱置爭議的實利外交奏效，他現在不僅不再提“政經分離”，還公開贊揚首腦外交的重要，宣稱要大力推動日中關系的發展，加強兩國在各個領域的合作。

　　中日外交關系恢復正常之后，帶來的明顯變化是，日本在亞洲的外交孤立狀態也在逐步解除。雖然日韓關系也已跟著解凍，朝核問題六方會談也開始有日本的聲音，但日本扮演的角色還是非常有限。中日關系還是在磨合期，日本的亞洲外交也只能處于調整期，所以還未見日本在國際外交舞臺上有明顯的動作。

　　日本人現在也搞不清楚，當了首相的安倍到底是“鷹”還是“鴿”，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是個有變通性的實用主義者，外交手腕要比小泉圓滑的政治家。中日之間確實有許多共同的利益，無法分割的緊密關系，但是一味尋求“戰略互惠”，會無視東方人對感情對信義的執著特性，一旦靖國神社問題、歷史問題、臺灣問題、領土紛爭等等又浮上水面的時候，這種戰略將不能長期維系彼此的關系。總之，中日關系雖然已經解凍，但距離正常還有距離，要真正實現中日友好卻更加遙遠。

　　(摘自新加坡《聯合早報》；作者：黃彬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