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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1978年開始的恭王府府邸騰退(清理、遷出占用者)近日正式結束，共耗資數億元人民幣。王府原址將按清朝同治、光緒年間原貌復建為兩個院落。2008年春，那里將作為王府博物館開門迎客。

　　對于有著“一座清王府、半部清朝史”之譽的恭王府，府邸清理結束以及隨后的修繕、復建，無疑有著命運拐點意義，意味著這座規模宏偉并負載特殊歷史和人文信息的舊日王府，終于迎來煥發第二春的契機。而歷時28年的清理以及半個世紀以上的“混居雜陳”、身份屬性“模糊”，則表明這一“復興”的不易。

　　在一個千年古都，沒有什么比面對一處處具有文化和歷史地標價值的古老風景的褪色、凋零、淪落更讓人遺憾。太多的失誤與失憶，讓這一文化“拯救“與復興過程更具滄桑感和鏡鑒價值。

　　這是一個沉重的事實：由于在某個特定時間段人們的歷史視野、文化認知、人文情懷過于局促、短視和偏狹，而導致一些片面、武斷的決策出臺，在缺乏歷史和文化責任感的思維影響下，人們做了太多“自擺烏龍”式的決斷，以至于在近半個世紀后的今天，仍需用源源不斷的資金投入，來彌補文化“傷勢”。

　　這一景象不僅在恭王府，故宮、天壇、頤和園等世界文化遺產亦曾不同程度地有過類似遭遇。由于相關清理長時間缺乏法律依據和制度性保障，再加上資金嚴重匱乏，工程進展緩慢甚至一度陷入僵局；這也是為什么恭王府式的文物身份重新認定，時至今日才漸次有清晰輪廓的緣故。

　　循此回望數十年來中國的文物保護與文化認知之路，特別是聯想到半個世紀前那場著名的北京城市規劃方案之爭，以“梁陳方案”(建筑學家梁思成和陳占詳)為代表的保護思路被冷落，隨后老城墻、城樓集體消失，在今日耗資傾力的城樓復建與恭王府的復原工程映襯下，歷史與文化的況味流轉讓人深思。

　　這傳達著一個警示：在世易時移、變幻萬千的時代風云面前，人們永遠需要一顆理性、睿智的的大腦。但愿這數十年來的洄轉能讓人們更清醒地確立歷史與文化的時代座標。

　　在涉及具體的文物保護操作思路時，不僅應專注于歷史經驗和教訓的吸取，文化氣息馥郁的法國的做法便值得參考。

　　法國是世界上第一個設立“文化遺產日”的國家，其細密的設計覆蓋了每一個文物保護領域，而有針對性的運作也激發了公眾的保護意識和參與熱情。致力于文物保護的民間組織已有兩萬多個，其每年用于各種文物保護的社會資金達100多億美元，相當于政府財政投入的總額。

　　在“文化中國”建構的時代命題下，恭王府的“復興”當然只是某種意義上的清音初啼，重要的是，這座城市、這個時代終于在歷史夢魘和現實利益掣肘的復雜糾結中作出決斷，讓人看到文物保護和文化建設的方向。

　　(摘自美國《僑報》；作者：蕭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