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天健，祖籍福建，生于成都，2001年，晉升為劍橋大學的Reader(Reader是英國大學教職體系中獨有職位，表示獲得的人已獲教授資格)，成為該校近800年歷史上第一位獲此職位的中國大陸學者，并就任皇后學會的學術總監；2005年，晉升為該校教授；2004年7月，受聘為西安交通大學(下簡稱西安交大)副校長，成為教育部直屬高校面向海外公開選拔的第一位副校長；2006年10月，獲得第六屆“中國青年科學家獎”。

　　對“世界一流大學”，盧天健有自己的見解，“越是一流大學，越是崇尚學術無上的自由，就像我這個名字所隱含的那樣，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不 惑

　　記者：您是2004年7月正式就任西安交大副校長的，那份就職宣言現在讀起來依然激情洋溢，“17年前，我是交大的學生，我在這里成長，現在，我回來了，我知道我終有一天會回來的。”從劍河之畔到黃土高原，回歸的一步如何邁出？

　　盧天健：記得那是2004年3月份，西安交大的合作者給我帶來這樣一個訊息：即將換屆的西安交大在醞釀一項重大的舉措——把所有八個副校長的職位拿出來，面向全世界公開招聘。這是國內第一次，在世界范圍內也是了不起的改革。

　　“你愿不愿意爭取這個位置？”他的話勾起我無限沉思。因為那年我恰好40歲，十字路口，該何去何從？

　　記者：四十不惑？

　　盧天健：(笑)我那時沒到那個境界，很是“惑”了一陣子，魚與熊掌，不可兼得，兩個選擇確實各有誘惑。

　　很多人，包括我自己，都把去劍橋教書當作夢寐以求的目標。它有“世界上最美的大學”之稱，閑庭信步、游目騁懷時，眼前的每一幕都充滿詩情畫意。我的辦公室后面就是一大片綠意盎然的草坪，靜謐的劍河貫穿其中，詩人徐志摩當年就是在這里留下了《再別康橋》的動人詩句。令我沉醉的還有寬松的學術環境。一年只有三個學期24周的教學任務，之外的時間可以自由安排，原則上可以到世界上任何地。但這種“舒服”，有時又讓我覺得茫然與虛空，40歲就抵達這樣一種狀態，是不是很“危險”？會不會過早地丟掉了激情？

　　劍橋800年的歷史上，從未有一個外國人當過副校長，校長更別提，我清楚地知道，作為一個中國人，我很難有更大的發展空間。40～50歲是一個人最成熟、最絢爛的年華，如果找到一個平臺，主管教學、科研方面的工作，把國外17年的所學所思所想運用于祖國，或許可以更大地發揮我的用處。

　　記者：轟轟烈烈的全球大招募，是什么讓你脫穎而出？

　　盧天健：應該是我長達十年的在海外從事教學管理的經驗。回來后，教育部的領導和一些朋友告訴我，自改革開放以來，海歸者不下20萬人，但絕大多數只在國外短暫地念過幾年書、或訪問進修過，真正在世界一流名校做到終身教授、正教授然后辭職回國的，屈指可數。一個普通的學生或教師，關注的層面可能就不那么宏觀，也很難有機會深入了解一所大學的精髓，了解它的運作規律。

　　新 政

　　記者：古詩云，“近鄉情更怯，不敢問來人”。霧里看花總是美好的，只有真正躬耕于這塊土地上，才知道理想與現實的距離。回國后有沒有覺得不適應？

　　盧天健：我跟祖國一直沒有疏遠，在國外也經常看電視、上網，了解各種動態，與大使館也保持比較密切的聯系。在劍橋，也接待過大批國內的訪問學者及各省、市考察團，他們帶來許多鮮活的訊息。很多思考，在那時就已經萌發了。

　　記者：思慮最多的是什么？

　　盧天健：關于高等教育的教學質量。我們現在的學生，特別是高層次人才，質量堪憂。說得直接點兒，到現在，我還沒看出哪兒能冒出能拿諾貝爾的。我們的本科生很優秀，相當一部分碩士生，也是有水平的，但更高層次的人才，沒人要。一個學生，博士畢業了，去國外做博士后，人家歡迎，但出站后想留在英、美等國像樣的公司或高校里，很難。這意味著什么？意味著我們的博士生質量達不到國外一流大學的標準。

　　我們肯定不能說，我們的學生就比別人的笨，是什么貽誤了孩子們？機制的問題？想象力的問題？我一直在思考高等教育的理念在哪個環節出了漏洞，回國三年來所做的主要工作，就是把這些問題一個個破解。

　　記者：從哪里開始“做手術”？

　　盧天健：大概是在2005年12月份，機會來了，教育部召集西安交大、華中科技大學、哈工大等三所高校的負責人在北京開了個會。會上領導說得很誠懇，“國家也意識到我們研究生培養的方法需要改進，改革又不可能一下子在全國推進，想把你們這三家大學作為試點單位。”

　　我感到很振奮。現在很多高校的領導，觀念還不到位，言改革必提收費，一提收費媒體就會炒翻天，鬧得學校與學生、家長的關系很對立，很緊張，這是不妥當的，也是不明智的。提高研究生培養質量，可以從加強研究生與導師之間的關系做起。目前研究生的學費與生活費都由國家來出，導致了部分研究生與導師之間的關系不緊密，歸屬感不強。以西安交大為例，從前在研究生中間或多或少存在這樣一種心態，“導師又不給我發錢，給不給他干活兒，得看我樂不樂意”。

　　這與劍橋的“導師負責制”大相徑庭。劍橋非常重視師生關系的緊密性，從本科時代，個別輔導就成了學生在劍橋學習生涯的中心。除去系里聽課外，學院里還有一位院士以個別輔導的形式負責學生的專業課總體進展，院士由各學院從全校的教師中遴選產生。上課可以不去，但輔導卻不能不去，你懂不懂一見面就會知道。院士可以向學生提出口頭或書面警告，并建議學院開除某學生。所以，任何學生見了院士都不敢馬虎。嚴師出高徒，密切的師生關系促成了劍橋傳承了800年的優良學風。

　　為此，我們借改革規定“在國家給的費用之外，導師還得再掏50%”。這樣，學生自然會發自內心地感謝導師，會以勤奮讀書、刻苦鉆研作為回報，而導師這方面，自己掏錢了，付出成本了，自然會更嚴、更負責。當然，也不是搞一刀切，例如人文社科的導師就不掏錢或只掏很少錢。

　　記者：這項改革構成了你新政的主要內容？

　　盧天健：如果研究生機制改革光停留在這么一個水平，我覺得太膚淺了。我們的總體改革思路涉及到方方面面，除了收費、資助之外，還涉及到人事制度、科研業績、本科/研究生教學、科研經費管理的改革等等。

　　我再舉一個例子，說說怎樣才能促進科研水平的提高。我們常常感嘆，中國的論文在世界上引用率低，可信度低。這個大問題，追根溯源，可以從“實驗員”這個小環節抓起。

　　目前許多大學的實驗室，不能抱怨硬件條件差，關鍵在于我們沒將實驗員放在一個正確的序列上來考量。很多地方實驗員的工資待遇、住房條件是與學位、職務直接掛鉤的，為了生計，為了一塊立錐之地，實驗員拼命地念研究生，想取得碩士、博士學位，成為高級工程師。這種浮躁的、動蕩的心態，怎能經得起千錘百煉？怎能凝神靜氣，結出豐碩的實驗室果實？另外，一些科研人員本就存在眼高手低、好高騖遠的心態，覺得“做理論要比做實驗要牛”，既然實驗員不夠，那就干脆不做實驗好了，直接在計算機上做做模擬、畫畫曲線圖，一篇文章就弄出來了。

　　但說實話，這樣的文章發多了，不好，因為任何理論，必須經過實踐的檢驗。空對空，我怎么來相信你？雖說目前中國人在各類國際期刊上發表的論文總數很可觀，但平均引用率是0.1，這個數字令人尷尬，它意味著每篇論文只被引用過0.1次，許多論文，可能一次都沒被引用過，就無聲無息地湮滅于紙堆中。世界一流水平是什么？平均一篇論文被引用四次！這就是差距！

　　記者： 如何破解這個大課題？

　　盧天健：設身處地地為實驗員著想，設計一個有利于其生活、發展的序列。在西安交大，實驗員要走的就是實驗員的序列，而不是教師的序列，我們為其設計的路線，不是副教授、教授的路子，也不是高工的路子，而是實驗員1級、2級、3級……最后一直到8級。8級實驗員的工資待遇，不比教授低多少。實驗員一琢磨，有奔頭啊，自然會安下心來把實驗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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