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哥”敢于拔刀相見，固然有情場受挫的原因；她自己“黑戶口”的身份，又何嘗不是這場血案的原因之一？

　　她記得那天是上午9點鐘左右。“三哥”突然打來電話：“我現在就在樓下。我要和那個孩子說兩句話，跟你沒有關系。你開開門，你別說話。”

　　她打開門后，才發現情況不妙。“三哥”的手中竟然拿著一把匕首。她算得上是勇敢的女性，主動迎上前去，“有什么話你跟我說，不要傷害他。”說罷，用自己的身軀擋住了小伙子。“三哥”并不多說什么，狠狠地揚手揮刀一下，她的左面頰立刻血如泉涌。接著，“三哥”又使勁掄上一個巴掌。

　　眼看著捂在她臉上的白色毛巾被鮮血染紅，眼看著她跪在地上苦苦央求，“三哥”對那個小伙子發話了：“我養了她3年，你拿出300萬日元來。拿出來，你們就平平安安過日子；不拿出來，老子這刀不認人！”

　　她哭著央求“三哥”，告訴他現在沒有錢，告訴他以往借給他的150萬日元不再要了。“不行，”三哥蠻橫地說：“沒錢把銀行卡交出來，把密碼說出來！”在暴力面前，人是軟弱的。

　　他們兩個人各自拿出了自己的銀行卡，說出了銀行卡的密碼。“三哥”的臉上露出了勝利者的微笑，“錢，我一會兒就取，先花著，過兩三天我還來”。臨走，“三哥”晃晃手中的匕首，又把那個小伙子手腕上戴的價值20萬日元的“雷達”手表“要”了過去。

　　怎么辦？因為兩個人都是“黑戶口”，誰也不敢去找警察報案。她急著找朋友，急著按照朋友的建議，找《日本新華僑報》社。當筆者在下午3點鐘趕到她的住宅時，只見淺綠色圖案的地毯上有一灘灘血跡。她臉上刀口處還在往外淌血……

　　先給銀行打電話“掛失”吧。通過104號查詢臺，一個電話撥向三菱銀行中野支店，一個電話撥向東日本銀行新宿支店。遺憾的是，兩個人都說不出自己的“口座番號”。銀行方面的回答是：在掛失的時候，不僅僅要說出自己的姓名、銀行卡的密碼，還要說出“通賬”上面的號碼。否則，銀行無法核對。

　　接著，兩個人去了醫院。遇到突發事故或者事件而受傷時，無論如何要立即去醫院。醫生的診斷書是日后處理問題的憑據。實在沒有錢的話，可以到醫院診斷后，僅僅支付治療費和診斷費。醫生開出藥方后，患者可以不領取，也就不必支付藥費。通過親身“實踐”，他們兩個人才明白日本的醫院中有這樣的名堂。

　　當他們的委托人到東中野車站的警察“執勤崗”(日文稱為“交番”)說明情況時，警察冷漠地做出了這樣的答復：遇到傷害事件，被害者要出面報案；被害者不出面，警察就無法出動。“黑戶口”還想在日本繼續勞動掙錢的心情我們可以理解，但按照規定，他們來報案后，我們要把犯人抓起來，也要把他們收容起來。他們如果看重自己的生命，就應該來報案；他們如果看重日本的金錢，就可以不報案。

　　應該說，這位警察的回答是沒有錯誤的。但是，這不正是“黑戶口”的致命弱點嗎？如果僅僅憑此，“黑戶口”的生命安全就得不到保障，日本還能算得上是一個法治國家嗎？

　　邪惡，往往可以得逞于一時。但是，當你拿起法律的武器時，就會感覺到正義的力量。

　　她，躊躇萬分，猶豫不定。往北京打國際長途電話，家里的親屬勸她忍下來，這樣可以再掙一些錢；自己算計一下，150萬日元已經被“借”走，銀行卡里的38萬日元也被搶走，這樣身無分文，怎么回國見人呢？算了，還是不報案了。誰料，“三哥”在當天深夜又來電話了，得意洋洋地說：“錢已經都從銀行里取出來了。我先花著，花完了再找你。”看看身邊的小伙子，被驚嚇得睡覺時不敢脫衣服，夜里發高燒，她又覺得必須報案了。

　　有沒有一個既可以懲罰兇手又可以保護自己的辦法呢？第二天，她的委托人再次通過104號查詢臺，查到東京入國管理局第一警備課的電話號碼。情況說明后，對方做了這樣的回答：這里只管處理“黑戶口”的問題。現在她的情況屬于傷害事件。遇到這種情況，應該打電話給“110”，警察會去處理的。

　　明白了，日本警察也是“鐵路的警察——各管一段”。入管局的警察不管治安；治安警察在一般情況下不管“黑戶口”的事情。當“110”的電話拔通后，警方表示非常重視。原宿警察署立即派警察來了解事件的經過。很快，原宿警察署負責處理外國人犯罪的“責任人”打來電話：“事件不是發生在原宿警察署管轄區域內。但是，我非常理解“黑戶口”的處境，他們許多人受害后不敢向警察報案。你還是要勸說她，讓她拿出勇氣報案。“黑戶口”報案后也可以不被收容送還。我告訴你們中野警察署的電話號碼。

　　得到這個消息后，她的委托人又撥通了中野警察署的電話。刑事課的警察在聽取了情況介紹后問：“她已經不法滯留多長時間了？”“一年零三個月。”“告訴她，我們不會收容她。讓她大膽來報案。”

　　就這樣，她才知道日本警察并不是見到“黑戶口”就要收容或者逮捕的。這一天上午，她鼓足勇氣，到中野警察署報案了。

　　“三哥”還在得意，不時地打來電話，近乎瘋狂地叫嚷：“我早就告訴過你，別惹中國人，更別惹我這號的人。我現在給你破了(臉)盤兒，這不算完，我還要割他一只耳朵。這樣你們倆正好配成一對，省得誰把誰甩了。少廢話，把錢準備好，我還要去！”但是，“三哥”失算了。次日的清晨，當“三哥”還處在睡夢中的時候，日本警察破門而入，一副冰涼的手銬戴在了他的手上……

　　她聽到這個消息后，輕輕地松了一口氣，說：“這次我才知道日本警察真不簡單。”不久，她又搬家了……

　　對于這樣的結果，筆者能夠說什么呢？(蔣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