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入國管理局一路綠燈。他吐露的“暗示”也是讓人思之久長的。

　　1月20日上午。松澤醫院的李益煥打電話給《日本新華僑報》編輯部，說院方已經與東京入國管理局取得了聯系，希望入管局派人來給他辦理回國手續。但入管局人手緊張，近期日程已經排滿，不能夠立即來人。

　　得知此信后，《日本新華僑報》又與東京入管局進行了直接聯系。入管局在認真聽取了情況介紹后表示：特殊情況特殊處理。請拿著他的飛機票、護照、診斷書并帶他本人一起到入管局來，一個小時之內就可以給他辦好出國手續。但是，必須保證有人把他送到成田機場。

　　這樣，1月21日上午，我和他的朋友又去了醫院。從院方那里取出他的護照后，下午到位于新宿的一家旅行社為他購買了24日下午回國的飛機票。

　　24日上午9點，松澤醫院給他辦理了出院手續，診斷書上寫明：“急性精神病”，僅僅收了他住院一個月期間的7000日元飯費。他自己還笑呵呵地折算了一下，說“每天才花費200多日元。”

　　來到東京入管局，事先聯系好的一位官員帶他到A室，和藹地用中文對他說：“你的事情我們都知道了。你放心吧，我們立刻給你辦手續，讓你高高興興回家過春節。”接著，另一位調查官拿出早已準備好的材料，詢問了他來日后的一些情況，然后讓他簽字、按手印。

　　“調查控室”里面坐滿了人。這里的職員也給他放行，破例不讓他排隊。在《強制退去通知書》上簽字、拿著12685的號碼照相、由入管職員協助按下10個手指印，再發給他一個等待領取護照的小白牌。白牌上一面寫著：“52-4”，另一面寫著一個紅色的“特”字。這里的規定是在等候期間不許說話、不許翹“二郎腿”。他不管這一套，話照說，腿照翹，一位女職員沖他發脾氣，但一聽說他有病也就作罷了。

　　前前后后57分鐘，他在東京入管局的手續辦理完畢。

　　在去成田機場的快速列車上，他的臉像云收雨散似的。一下子開朗起來。提起往事，他的話真像流不完的水，扯不斷的線。只是，說到那段戀愛的經歷時，他顯得有些遺憾：“社長的女兒總是暗示我。每次看見我都是笑咪咪的；我到事務所去的時候，她也總是把手放在桌上，向我暗示她中指上帶著的戒指；我說請她吃燒肉的時候，她說想吃生魚片。你們想想，一個女人如果不對你有意思的話，你說請她吃飯，她不請你吃耳光才怪呢。后來，我才知道，社長的女兒早結婚了，女婿是這家公司的常務。”

　　我趕緊轉換話題，因為我擔心他重新返回剛剛走出的那個顛狂的世界。

　　到成田機場后，我們沒有辦法把它送進候機大廳。于是，經與東方航空公司聯系，他們決定派兩位年輕的小姐送他上飛機。他的朋友說：“他該不會覺得那兩位小姐向他‘暗示’什么吧?”我無言，再次找到東方航空公司服務臺，請他們安排一下，委派專人把他交給焦急地等待在上海機場的他的親人。

　　他走了，帶著一廂情愿的單相思，帶著未能痊愈的病情，離開了企望成為新的生存空間的扶桑熱土。這種始料未及的結果不能不說是一個跌宕有致的悲劇。

　　我在想，假如我們在做這出悲劇觀眾的同時，能夠讓這劇情深入心底，甚至應聲而響，這樣令人涕笑皆非的悲劇是否會徐徐落下帷幕呢？(蔣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