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3月23日電　日本法政大學教授、全日本中國人博士協會會長李磊近日在《日本新華僑報》刊文，暢談了此次作為列席中國“兩會”的海外代表的感受與獻計建言。

　　文章摘錄如下：

　　作為在日華僑華人代表之一，受中國駐日本大使館的推薦，我很榮幸地列席參加了中國政治協商會議第十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全國政協會議從3月3日開幕至3月12日閉幕，歷時10天。我們海外列席組共有來自19個國家的33名代表，有長年致力于祖國和平統一促進事業的80高齡韓國老僑領，有向四川震災地區義捐數千萬人民幣的東南亞愛國華商，有倡導與推進華人參政議政的歐洲地方議會華人議員，也有美國哈佛大學丘成桐教授這樣的著名華人科學家。其中來自日本的華僑華人代表有3位，他們分別是西日本中華總商會會長李國夫先生，中國光彩事業日本促進會會長姜維先生和我本人。據稱海外代表列席全國政協會議制度自創設以來已經舉辦了8次，這次是第9次，累計有200多人參加。本次會議的海外列席代表人數最多，還首次被批準旁聽全國人大會議的開幕會，說明海外列席代表的參會越來越受到重視。

　　這次列席全國政協會議，我的一個重要任務是受全日本中國人博士協會會員的委托，將大家給祖國政府提出的建言建議提交給全國政協及有關部門。全日本中國人博士協會會員共準備了20條建議，在列席政協會議期間，我已將這些建議全部轉交個全國政協、國務院僑辦等有關部門。

　　我就如何處理中日關系問題，促進兩國相互理解提出了三點建議。從餃子中毒事件，我們看到了官方渠道互信機制的不盡人意之處，建議“盡快建立處理中日貿易糾紛民間調停機構”。該機構必須有相對的獨立性，能夠就事論事，客觀的公開的提出技術性的調查報告和解決辦法，讓一部分媒體無炒作土壤，讓中日兩國達到雙贏。歷史認識是阻礙中日關系發展的最大要因，我認為通過民間的力量取得正確的歷史共識和相互理解是最堅固的，它不會被特定時期的政府見解所左右，最終取得兩國國民真正的歷史和解。為此，我提出了“關于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與日本廣島/長崎原子彈爆炸紀念館在對方場館內互設展廳的提案”，對雙方有爭議的圖片或資料可以暫緩展出。

　　另外，我還提出了“關于在日元貸款或日本政府ODA 援助項目建筑物前設立顯示牌的建議”, 在所有的日元貸款援助項目建筑物前統一訂做一個顯示牌，標明日元貸款或援助項目的名稱，援助時間，金額等主要信息，對促進兩國政府和兩國民眾的相互理解一定會起到積極的作用。

　　針對金融危機對策，我提出了“關于從國家外匯儲備和地方財政撥款建立全國老人與嬰幼兒醫療保險制度的建議”。這場金融危機，中國所受到的影響應該沒有其他國家嚴重，但中國與其他國家類似，同樣面臨出口企業的大量失業問題，擴大內需問題，保證經濟的穩定增長，保證社會的穩定和諧是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的的目標。為此，我建議從國家財政儲備和地方財政預算撥款建立全國70歲以上老人與3歲以下嬰幼兒醫療保險制度。與住房和教育費用并列，住院看病的費用是普通中國人最大的開支之一，也是絕大多數普通中國人不愿消費或不敢消費的重要因素。創立該制度可謂一舉兩得，既可以刺激消費，擴大內需，化解國富民窮的不均衡狀態，又可以對建立和諧穩定社會起到積極作用。

　　在北京參加的各種座談會期間，我還口頭直接向有關部門提出了一些建議。如“關于完善教育部門兼職機制的建議”，指出國內有關大學“有報酬不到位的形式兼職”(如兩院院士或海外知名華人學者兼職的重點大學院長等)泛濫，是高等教育界產生不正之風的根源之一。

　　對海外僑務工作，我向國務院僑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建議中國政府在建立“和諧僑社”方面抓好兩個重點，樹立和提高海外中國人的良好形象。一是促進新老團結，新僑尊敬老僑，老僑關愛新僑。二是促進健全新僑社團的組織機制。對海外僑胞子女的華文教育問題，我認為應對海外華文學校的教學大綱，教員資質，財政狀況進行必要的資格認證，將其納入到我國將要實施的中長期教育規劃中的義務教育環節，按招生人數對其進行國家財政補貼。

　　另外，兩會期間，我注意到所有報道政協委員提案的新聞標題中只注明某某政協委員，不提該政協委員的黨派，這對很多普通的外國人(包括很多普通的中國老百姓)理解中國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政治體制沒有好處。于是我向中央統戰部建議“國家應大力宣傳各民主黨派參政議政的實績，鼓勵各民主黨派組團出訪海外交流”，得到了尤蘭田副部長的贊同。我還向有關部門建議“從治安管理型戶籍制度向行政服務型戶籍制度的轉換”，建議將現行的公安部門戶籍管理體制轉型到各地市政府戶籍管理體制，增強戶籍管理的行政服務理念，提高國民素質。

　　列席這次會議，遇到了很多老朋友，也認識了許多新朋友。我期待著基于這些朋友的支持，基于參會的經驗，推進今后的工作有更多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