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4月6日電　BBC中國網《留學英倫》頻道刊發了布里斯托爾大學博士曾飚的一篇名為《在英國的說不得》的文章，講述他的留英生活和感受到的言論自由。

　　文章如下：

　　家鄉風俗，養孩子是不能夸的，比如不能夠夸孩子胖，飯量大，老人說這夸的結果常常事與愿違，改天孩子可能就掉點肉，吃飯耍脾氣，如今我漸有體會。

　　以至于曾笠在吃飯的時候，我就閉著眼睛，從他旁邊安安靜靜走過，生怕自己走路動靜稍大一點，都會變成一句好話，適得其反。

　　后來，拿這個風俗與廣東朋友交流，發現他們那里也有這樣子的“說不得”心理。

　　于是我就想起來在英國的“說不得”。

　　女王是禁忌嗎？

　　來英國之前，就聽說英國的言論自由，在兩個話題上不起作用，一個是女王，一個共產主義。但是我知道英國有一個合法的英國共產黨。關于女王，我以前在國內聽到的笑話是，一個英國人掉進了湖里，不會游泳，喊救命聲音太小，于是喊了一聲“打倒女王”，結果兩個警察從遠處跑過來，跳進湖里，把他撈起來送進警察局。

　　這樣的打撈，我從沒有親見，作為外國人，我也沒有挑戰這個傳說中禁忌的勇氣。唯一印象比較深的是，在看電視的時候，當感到一個F字頭粗口隱隱約約成型中，一個“嘟”，就刪掉了，特別是在看Jonathan Ross的訪談節目。

　　F字頭翻譯成中文，原意很簡單，加上與語境相配合，對應的中文詞匯，可以像西湖漫步，湖光山色，達到移步換景的境界，這是英語的高妙之處，也是中文的靈活。

　　記得我當初看施咸榮先生翻譯的《麥田里的守望者》，不禁嘆服其中罵人粗口的豐富，覺得英文表意之豐富，遠勝過中文。等到買了一本英文原版看完，才明白其中中文粗口，大約十之七八，在原文里只不過是單一的F字頭，功力在施先生這邊。

　　在英國這么多年，我唯一聽到過一次罵女王，是在一個下大雨的深夜。

　　我住在校園里面，到了晚上七點之后，冷冷清清，到了夜里，能夠把行人的腳步聽一路。

　　在那段寫論文的日子里，這樣的腳步聲，伴著幾句偶爾的話語，頗有寒冬夜行人的意境。尤其是，當秋冬時候，暮色四合，到了夜里捂得更緊，整條路上只有我的客廳亮著燈，我不知道過路人有沒有抬頭看，猜測房間里面發生什么，是不是他們也有我當初剛到英國那樣，能夠看到屋子里的燈光，卻泛起一種絕望的感受。因為那些老房子的石頭墻是這么厚，而除了星星，那燈光是夜里唯一看到的亮光，但是所有亮著燈的房間，都不是自己的家，你也很清楚自己很難成為那所房間的客人。

　　那天深夜，卻是在春天。

　　英國這三年來，春天氣溫變化反常，幾乎都有大風在夜里。那天還下著大雨，我在敲鍵盤寫文章，雨大的時候，打在那扇大窗的玻璃上，比鍵盤的發出的聲音，還要大。突然我聽到一個人的腳步聲，從遠處過來，憑著聽感，應該是一個壯實的高個子男性。到了我家所在的路口時候，他突然開口罵道，F the queen。那聲音好似在雨夜，打了一個春雷，聲音清脆而又猛烈，像年輕結實的獵犬的吠聲。一聲之后，又接著一聲，然后一聲一聲不停。

　　我突然感到緊張，在這條路上，如果沒有人熬夜的辦公室，那只有我的房間亮著燈，這聲音一聲接著一聲，而且是在咒罵女王，這人肯定瘋狂之極，也許是酗酒的醉鬼。但是憑著聲音，又是非常posh的英式英語口音，也許是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憤青。

　　不管是誰，我越來越擔心，那聲音會變成一塊飛來的石頭，把我的窗戶砸破，那么急驟的雨，會把我窗簾和地毯打濕，我房子的保險包含了這個費用嗎？申報起來的手續，是不是要持續一個多月？我還擔心他會來按我家的門鈴，要進來和我聊天。我已經被嚇得不敢掀開窗簾看看外面是誰，生怕被他看到窗子上我的人影。

　　窗外的罵聲，好像春雷陣陣，我看著電腦上的時間，大概持續了半個多小時之久，他在我家門前的路上走了好幾個來回。終于我聽到另外又有兩個聲音加入，是警察，他們似乎在勸這個醉漢，還是憤青。

　　不再說的對話

　　時隔多年，那次深夜的罵聲一直在我腦海里縈繞，每次想起來，還有一股慚愧跟在后面。那是我在英國聽過的最有力量的聲音，最熱情的情感宣泄。而那時候的我，卻居然被這種激情的力量所震懾，感到害怕，腦子里擔心的是房子的保險。

　　這是一件多么可恥的記錄。我曾經是多么熱烈的參與這樣的談話：在大學最臟亂的宿舍，或者校外小飯館，深夜，最好有雷雨，獨明的燈火，漢語各地口音的F字頭方言版，一瓶接一瓶的燕京或者紅星小二，還有一切被視為禁忌的話題。

　　而這一切，在若干年后，一個鼓吹言論自由的國度里，我被嚇得躲到了窗簾的后面，不敢面對，等著警察過來維持秩序。去年8月，倫敦市長鮑里斯在北京評論奧運的時候說，“I am thrilled, I'm overwhelmed, I'm incredibly excited but I'm not intimidated!”（我被驚了一下，我陶醉了，我感到難以置信地興奮，但是我沒有被嚇住）除了最后一點，我和他都一樣。

　　這是我生活過的英國，讓我喪失了談論的熱情。我曾經如此渴望過的自由，作為一個外國人，被言論自由所改造。我一直不知道什么原因，直到在找工作的時候，我慢慢有了一點體會。

　　有一段時間，有個朋友常常下午來看我，找我聊天。他要轉學，我要畢業，時間是夏末，我們兩個人都為將來求職發愁。我突然問他說，如果面試的時候，面試官問你，在工作中，你的想法和老板不一樣，你會怎么處理？朋友說，我把自己的意見告訴老板，然后尊重老板的意見。

　　我說，如果是我，我就回答按照老板的意思做，我的意思提都不提。朋友問為什么？我說，老板只不過找一個人干活而已。

　　當習慣性反叛統治社會的時候，我們追求著一種積極的自由，這種自由常常是暴烈、出格、甚至荒誕的。出國對很多人，曾經是追求自由和夢想的一種選擇，在新東方教給我們寫cover letter的模板里，我曾經看過這樣的模板，一封長達兩頁的cover letter，用了開頭兩大段來描述自己童年時候是一個星空下的男孩，思考人類的終極問題，在文末才告訴教授，我想來讀你的博士，請問有沒有獎學金。

　　當有一天，自由成為理所當然，反自由成為一種社會禁忌，我卻有說不得的擔憂，這真是一個奇怪的悖論，不知道你有沒有。（曾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