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7月20日電　近日，新加坡《陳嘉庚與李光前》展覽開幕，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在開幕式上致詞時指出，新加坡能有今天的成就是因為先驅們的實干、勤奮和“做得到”精神，他們當中有不少是飄洋過海定居本地的移民。新加坡《聯合早報》7月20日刊發評論文章說，在1950年代到1980年代間，陳嘉庚回歸中國的華人歸屬角色，并不是迫切建立國民意識的新加坡官方所樂見的。然而如今，當人們以一種歷史情境來考察先驅們的貢獻時，已漸漸能夠跳出局囿。陳嘉庚身在新加坡，心系中國，但他自身為新加坡留下的豐富文化和物質遺產，已不僅僅是華族社群受惠，而是整體意義上的新加坡社會，都從中獲益。全文摘錄如下：

　　《承前啟后　繼往開來：陳嘉庚與李光前》展覽開幕時，陳嘉庚先生的后人對著電視鏡頭說，以前他對爺爺并不了解，直到1980年代去了福建廈門和集美之后，才知道更多。

　　這段話確實引人深思，或許是1950年代到1980年代之間新加坡官方論述中淡化陳嘉庚的一種體現。那個年代，陳嘉庚最終回歸中國的華人歸屬角色，并不是迫切建立國民意識的官方所樂見，需要與陳嘉庚保持一定的距離。因此，要在新加坡尋訪陳嘉庚的故事，并不是那么容易。

　　1976年，李光耀資政作為總理第一次到中國訪問時，有人向他建議到廈門的集美村去看看，參觀當地的陳嘉庚紀念館。李資政當時認為，他不能接受這項建議，因為這會發出一個錯誤的政治信息。

　　顯然，中國看待陳嘉庚的角度大不相同。陳嘉庚在抗戰時期發動東南亞華人效力中國，毀家興學支持中國教育，毛澤東評價他為“華僑旗幟、民族光輝”，希望更多的海外華僑效仿學習。

　　陳嘉庚是屬于新加坡？還是屬于中國？因為陳嘉庚最后回到中國，一些新加坡人會認為他屬于那里。這其實不是一道單項選擇題，而是多項選擇題。

　　2000年6月，陳嘉庚曾擔任主席的怡和軒俱樂部在新加坡中華總商會嘉庚堂主辦公開講座，由澳大利亞學者楊進發博士主講“陳嘉庚在新加坡的歷史地位”。楊進發博士認為，陳嘉庚是屬于新加坡的，因為他的大半生在新加坡居住，從事經濟活動、社會活動，改革社會風氣，豎立華人社團的新形象，以及興辦教育，他在新加坡繁衍后代，他給新加坡留下有形與無形的遺產，他在新加坡發展史上應該被列為最杰出的先驅人物。

　　與當時的海峽華人相比，陳嘉庚和李光前都不是土生土長的新加坡人，在年幼時從中國南下新加坡，也就是那時的新移民吧，為數眾多。即便那時新加坡還沒有建國，但同樣存在本土華人質疑新移民(新客)對新加坡的認同，批評他們一直心向中國，不關心當地事務或是與講英語社群接觸。但是，經過歷史的磨礪，這些被質疑的對象，很多人沒有回到中國，成為新加坡建國的第一批共和國公民，然后在新加坡終老。他們的第二代、第三代，成為土生土長的新加坡人。他們沒有那么顯赫，也默默為新加坡做出自己的貢獻。

　　陳嘉庚與李光前雖是翁婿關系，但在新加坡，兩人被認可的程度卻不相同。李光前受中英文教育，以新加坡為效力對象，還被任命為新加坡大學首任校長。而陳嘉庚卻引起不少爭議，甚至一度成為敏感的話題。

　　現在，當人們以一種歷史情境來考察先驅們的貢獻時，已漸漸能夠跳出局囿。陳嘉庚身在新加坡，心系中國，有其成長經歷、文化背景、國家認同的因素，但他自身為新加坡留下的豐富文化和物質遺產，已不僅僅是華族社群受惠，而是整體意義上的新加坡社會，都從中獲益。

　　陳嘉庚在中國和新加坡兩地都大力興辦教育，也喚起了社會團體和社群領袖的辦學意識，陳六使創辦南洋大學正是受陳嘉庚的感召。陳嘉庚在新加坡參與創建多所小學，并開辦第一所華文中學——南洋華僑中學。陳嘉庚從華人社群出發，展現對新加坡社會的關懷，他不需要證明他和講英語社群也很融洽，而一個人關心社會、回報社會，從自己所屬的社群開始是很自然的事情。陳嘉庚不是政治家，否則他也會做一些表面文章或是應景之舉來回應對他效忠的質疑。悠悠數十載，當現在整體社會從他的善舉中獲益的時候，人們才會發現，當年的敏感、質疑和批評，也只是談笑間的灰飛煙滅。

　　2001年，內閣資政李光耀為晚晴園—孫中山南洋紀念館主持開幕式，并且讓紀念館展示他對孫中山的評語，楊榮文曾認為這具有非同小可的象征意義。“李資政愿意把自己同辛亥革命以及晚晴園的歷史掛鉤。如果是10年或20年前，他會這么做嗎？他肯定不會答應。”如今，《陳嘉庚與李光前》的展覽，由李顯龍總理主持開幕。重新確定晚晴園、陳嘉庚、陳六使等在新加坡社會中的地位，“代表了一個歷史階段的終結”，其中體現的深意，耐人尋味。

　　如今，在談及新加坡的一些移民先驅與中國的政治、文化聯系時，大家已經可以用一種較為輕松、較為自然、較為舒適的態度來看待，不必再像過去那樣，投射以狹隘或是復雜的聯想與糾葛。但是，陳嘉庚、李光前時代對移民的一些質疑、批評，在現今作為移民社會的新加坡還會不斷出現，人們在欣賞展覽時，體味這些歷史情節的轉變，也應該會獲得更開放的心得。(周兆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