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1月15日電　據日本《中文導報》報道，2009年的新年，在全球經濟不景氣和企業解雇風潮中悄然度過。從整體經濟大環境來看，金融業、IT業、制造業等成為裁人減員重災區，其延伸影響遍及整個社會。在日本，不少華人也與日本員工一樣，在年末年始之際切身感受到了沖擊，這個新年過得忐忑不安。

　　不過，危機之中有“危”也有“機”，任何一場危機也同時意味著轉機。相比于經受了裁員風暴打擊后的日本人顯示出的群體性沉悶和無措，華人則顯得比較積極而樂觀。許多華人或未雨綢繆，或主動選擇，或自我調整，紛紛在危機中尋找新的契機。

　　張忠良：危機提供了人生轉換的理由

　　百年一遇的金融風暴，嚴重打擊了多數國際金融巨頭，使得在日外資系金融證券機構人心惶惶。外資機構中的華人員工也身受其累，自2008年11月開始就陷入極度的不安狀態。

　　據業內人士介紹，前幾年應屆大學畢業生都以進入金融證券行業為第一選項，其人氣度遠遠超過綜合商社。但出人意料的是，風暴襲來后，第一個大幅裁員、實施人事凍結的就是金融證券業。華人離開金融行業，盡管轉行不容易，但有的人準備自己創業，有的人準備回國發展，都表現出頑強的生存能力。這其中，也有資深的華人從業者主動選擇不安定，重新安排人生，讓危機成為轉折點，讓命運由自己掌握，而不是被別人主宰——日興資產運用研究所副所長張忠良在2008年底選擇了“早期退職”，就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位。

　　身為證券業界的中堅骨干、在金融商品的資產運用評價方面屈指可數的專家，張忠良從2009年1月1日開始，享受到了一種找回自我的解脫感。在花旗集團所屬的日興證券內部實施的“早期退職募集”中，張忠良選擇了平靜地離去。他為此考慮了整整兩天，反省了迄今為止的人生，展望了未來發展的可能性，當然也權衡了優惠的退職條件中所包含的利害得失。張忠良說，這個新年過得輕松逍遙，心態平穩安定，春節期間還想回上海陪陪父母，計劃舉家出外旅游——這是來日15年中從來沒有體驗過的心情和感覺。

　　2009年新年，他過得平穩而寧靜。想要做的事情有很多：回上海陪父母過春節、去美國放浪一段時間、尋找自己創業的可能性等等，每一樁事情對自己來說，都可能是人生最后的機會，必須趕緊做，認真做。為此，張忠良在新年里依然保持正常的作息時間，堅持鍛煉身體，與朋友見面交流，時刻保持新鮮狀態，防止身心生銹。

　　多年以后，張忠良也許會對這場金融風暴，對自己的選擇，對2009的新年，有一個更加清晰的認識——這是一生永難忘懷的記憶。

　　黃宏：日本失業全家回國休長假

　　黃宏是IT業的軟件工程師，來日本6年，近4年來一直在一家日本企業做派遣社員。去年他的約期是11月到期，下半年金融危機呼嘯而至，行業內就明顯地工程減少，用人量減少，黃宏的公司里也開始有派不出去的員工在公司里“學習”。按公司內不成文的規定，在公司里學習的人，頭2個月100%的工資，以后2個月只開15萬日元的生活費。再以后就得走人了。其實人沒活干自己就鬧心，所以幾乎沒人等到開15萬日元的生活費，在公司閑兩個月的都自己走了，但這次不同，經濟危機，工作難找，11月的時候，公司里一下就有5、6個人在學習。老板和員工都一副憂心忡忡的面孔。

　　對此黃宏也有了心理準備，他對朋友說，他來日本工作六年，結婚5年，孩子3歲，沒打算在日本呆一輩子，但現在也沒打算就回國，不想碰上了金融危機，他只想在公司里學習一個月，年底前沒有新的工作的話，就先回國呆一段時間，就算回國休長假了。不想真的被黃宏說中了，11月工作約期到來前，沒有找到下一個工作。黃宏向朋友訴苦，若以往，約期到來前兩星期，公司會安排3、4個面接，很快就會找到下一個工作，但今年確實不景氣，11月底約期結束，到12月中旬，只有一個面接還沒成。看到公司里人心惶惶，黃宏就向公司表明，想請一段時間的假，回國探親，公司同意了。

　　于是在去年12月中旬，黃宏就帶著老婆孩子回國了，他走前表示，日本不景氣，生活費也高，回國呆一段時間，既陪陪老人，也可以節省生活費用，他在走前就退了房子，又租了一個一室的公團房，把東西安放好，準備在家里過了春節后，自己一個人先回日本找工作，讓老婆和孩子繼續在國內呆一段時間。把失業當作一次長假，不順利的日子總會過去的。

　　劉先生：轉職中，日本中國兩頭空

　　2008年12月30日，企業開始放假，從這一天開始劉先生就算失業了，用他的話說“都是金融危機鬧的”。

　　劉先生在當留學生的時候就在這家位于大阪的汽車零配件廠打工，八年前他入廠打工時，工廠人手急缺，隨后他還介紹幾個同學一起去工作。因為工廠在中國天津有分廠，企業又有不少研修生，缺少既會業務又懂中日語的人，2005年他大學畢業后順利成為工廠的正式職員，主要負責聯絡中國方面的業務，一年也會出幾次差到天津。

　　轉眼三年多過去了，得過且過的日子讓年已三十的劉先生感覺在工廠發展的意義不大，他開始考慮今后的路。2008年8月他向工廠提出，要在年末辭去工作，到天津的工廠上班。工廠里雖然不太愿意，但還是同意了，上司還表示如果改變主意想留下來也可以。同時，天津工廠的負責人也表示，隨時歡迎他去。但是由于只能“現地錄用”，每月基本工資四千元人民幣。

　　聽了這個工資報價，劉先生猶豫了，“四千元人民幣，除去生活費就剩不了多少了”。他想再找找其他企業看，沒有立即向天津的負責人回話。

　　隨后的幾個月里，他才發現自己選錯了時機。日本企業紛紛裁員，平時冷清的職業介紹所卻擠滿了人。而中國方面由于缺乏“人脈”，加上自己所學也不是搶手專業，也遲遲沒有進展。

　　剛入冬，劉先生就感受到就業市場的冷氣。“既然如此，就先到天津工廠工作吧。但天津方面的負責人卻沒有幾個月前那么“熱情”了：“工廠也受了市場沖擊，現在突然減產，員工都沒活干，你還是到其他地方看看吧。”碰了一鼻子灰的劉先生也不好再說什么，因為幾個月前是他自己嫌工資少，沒給對方準確回信的。

　　“那么就問問日本工廠的上司，看是不是還能繼續工作”，劉先生想。上司給的回話同樣冷冰冰：“工廠最近不景氣你是知道的，從明年開始派遣職員和打工的留學生都不再聘用了。你提出辭職后工廠已經對人事作了調整。”

　　現在，劉先生一邊忙投簡歷，一邊忙申請失業保險。職業安定所告訴他，“因為是自己辭職，所以失業保險要到兩個月后才能領”。

　　劉先生在元旦給朋友的電話中說，“這步棋真的走錯了”。

　　60名失業廚師　面對年關心茫然

　　在今年9月，有60多名中國廚師被東京一家連鎖中華料理公司解雇，新年期間，他們一籌莫展。

　　這家連鎖店在東京有30多家店鋪，9月份以業務不振為由將這60多名來自中國的廚師解雇，目前，他們連解雇時應該得到的一個月的工資都沒有得到。

　　作為廚藝精湛的廚師們，在往年過年時都會歡聚在一起，聚會喝酒，唱唱卡拉OK什么的，辭舊迎新。但是今年他們在失業中討生活，深覺生活慘淡無望，前途黯淡。

　　他們中約有三分之一的人公司沒有給他們加入失業保險，因此失業以后一元錢的收入也沒有，今后的日子更是完全沒有著落。

　　就是拿了失業保險的人，其數量也是少得可憐，每天只有5000日元左右，45歲以上的能拿6個月，45歲以下的只能拿到3個月，而且就這么一點錢，還要交住民稅、醫療保險等，到手已經沒有幾個錢了。更何況現在轉眼間3個月已經過去，有許多人的失業保險已經中止，本該是喜慶的節日只給他們帶來了新的憂愁。

　　張先生本來是這家公司本部的翻譯，因為看不慣這家公司種種做法，站在被開除的廚師們的立場上說話，因此在這家公司解雇說明會的會場上當場被解雇。

　　他的妻子也在這家公司下面的連鎖店里工作，受丈夫的連累，一起被解雇。她在12月份剛剛找到一份臨時工的工作，而張先生的工作現在仍然沒有頭緒。

　　張先生膝下有兩個孩子，他不得不去各種就職中介機關找工作，但是目前日本企業都不景氣，找到適當的工作談何容易？因此這個新年對他們一家來說是一個年關。

　　李師傅是一名50多歲的廚師，這回也被解雇，現在正在竭盡全力找工作，他說：如果找不到工作，就只好回中國了。

　　這60多名中國廚師所面臨的還不僅僅是一個生活問題，他們的在留資格也陸續要到期了，怎樣才能得到新的簽證？是擺在他們面前的一個更大的難題。他們的公司解雇他們時說是要破產，但是至今仍然沒有破產，因此他們就是找到工作，也難以說明轉職的理由，為得到簽證增加了許多障礙。另外一位50多歲的老廚師對記者說：無論在國內還是在日本，干我們這個行當，一過40歲就很難找工作了，我們在國內把工作辭了，在日本再丟了工作，今后的日子怎么過真是無法想像。

　　這些廚師們中有很多人在有工作時每天從上午10時干到晚11時30分，中間休息90分鐘，每天工作時間為12個小時，大大超過了日本勞動基準法所規定的勞動時間，但是他們卻沒有得到應得的加班費。

　　最近，在東京日比谷公園的“過年派遣村”里，日本人失業者得到了國家的幫助，其中有207人拿到了生活保護費，但是這些失業的中國廚師們因為沒有日本國籍，日本政府的援助之手難以伸到他們這里來，因此他們的處境比日本的失業者們更加艱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