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2月18日電　據《日本新華僑報》報道，2月18日，該報收到一位在今年1月19日回到祖國的實習生的一份電子信函。其中的“經過”再次暴露出中國實習生在日本研修、工作的一些“原生態”。

　　信函摘錄如下：

　　我是一名已經回到中國的實習生，是今年1月19日回來的。這里，我想把我們的經過告訴你們。

　　我2007年8月5日去的日本。但是，在當年的10月5日，日本入管局突然來人把我們單位的一個中國人抓走了，后來我們才知道那個中國人是非法逗留者，就是沒有合法的手續。我們剛來時，他們說自己是工作簽證，在這工作了十幾年了。當時我們也沒有懷疑什么。但就是這次抓人給我們帶來了麻煩。在那時，我們的老板應該不能再用我們了，他應該馬上給我們換個單位，但他沒有給我們換，而是接著用我們，當時我們什么也不知道，老板也不說，也沒告訴我們這件事對我們有沒有影響。當時，還跑了一個中國人，他也是非法逗留者，他現在還在那工作。

　　2008年的10月左右，來了一個日本人，當時我們還在工作，我們老板讓我們跟他走，我們還以為是去別的單位幫忙呢，就跟著走了。他拉著我們去戶田車站又接了一個日本人，這個日本人我們都認識他，因為他是來大連面試的，到日本時還是他來接我們的。我們單位老板有什么事都會和他說。

　　他的中國話說的特別好，他上車說了一句話我們都傻了，“你們的單位因為用了非法逗留者，不能再用你們了，要不你們就回國吧”。啊……我們怎么了，為什么要回國呀，我們沒犯法呀，沒有犯什么錯誤，怎么能回國呀？那我們的組合呢？他說“你們的組合也存在違法行為，已經不在了，他們沒法給你們辦簽證了，也辦不下來的，你們現在唯一的辦法就是換單位，換組合，你們看呢？我現在就帶你們去面試，你們要好好表現，那個單位要是不用你們的話，你們就得回國了，你們要好好表現呀！”

　　我們一想，來了就是工作的，在哪干不是干呀，換就換吧，新的單位在新座，我們到了新單位，那個日本人卻不讓我們進去，而是叫我們在外面等，他自己進去和那個老板說話，講了快有30分鐘吧！這才叫我們進去。就問了我們多大，結沒結婚，有沒有孩子，孩子是男是女，有沒有力氣，就OK行了，表示用我們了。我們當時還真沒多想什么，回到單位后老板也是這么說的，我們也就相信了。老板告訴我們11月3日搬走，過了不幾天一個叫王萍的中國翻譯和一個日本人來到我們單位，叫我們簽了一份合同，當時我們老板也在場。

　　2008年11月3日，我們搬到了新座，把我們帶到了新的公司，干了不到10天就說我們干活不好，不想用我們，又把那個日本人叫來了，和我們說我們干活怎么不好，可也沒多說我們什么，不好的方面不是工作，而是我們沒有在下班時打掃衛生，叫我們以后注意點。他和老板說什么，我們也聽不懂，后來那個日本人說你們好好干，簽證會辦下來的，沒事。可是，一個月過去了，也沒有消息，我們就問了為什么還沒辦下來，我們著急了。第3天，我們以前的老板和翻譯來了，帶我們去辦了簽證，辦到2009年1月5日的。那個中國翻譯王萍又叫我們簽了一次合同，說上次的不符合要求，要再簽一次。過了不長時間，又告訴我們辦不下了，還要趕我們走。

　　我們也不知道找誰，沒辦法就找了以前的“組合”的老師，他是中國人，也是我們大連人，一問，我們傻了，“組合”還在，“組合”也很生氣，問我們為什么不找他們？可那個日本人說“組合”不在了，把我們轉出來的手續也不太合法，我們3個人全被騙了。我們把那個日本人是誰告訴了他們，他們帶我們去了“組合”的管理單位，好像是日本政府的機構，說星期一給我們解決，還算好的，我們拖到了3月5日的簽證。我們就去找現在的組合，就是把我們帶到新單位的組合，那個叫王萍的翻譯和我們以前的老板都來了，和我們談我們的事，但王萍不幫我們說話，后來才知道，我們老板想給我們一個人30萬日元叫我們回家，那個王萍不讓給。說你給他們錢他們就跑了，就是說我們要“黑”下來，我們可能“黑”下來嗎？拖家帶口，國內還有押金3萬元、房證，還有個在外經委打的欠條，沒借他錢，還得給他打個借他5萬的欠條，加一起20幾萬。我們還敢“黑”嗎？當時他還想叫我們每人給他5萬，他幫我們多要點。

　　我們是2008年12月17日停止工作的，當時我們是16日開錢的，又看匯率那么高，就在16日把錢匯回國了，回來后他們說拒簽了，他們也不給我們什么說法就不用我們了，我們手里也沒多少錢了。一天吃一頓飯，找企業交流中心，就是把我們帶來的組合，那個王萍卻說，你們的死活和他們沒有關系，你們自己看著辦，想怎么的就怎么的，想上哪告都不怕，我們就在那靠了20多天，報紙也上了，有不少人幫我們出主意的。我們還在懷疑一件事，我們最早來的公司——長南紙工所，在第一年還強迫我們加班，是不是他們聯合起來想把我們趕走，又不賠錢給我們呀？ 我們又要求他補第一年的加班錢，他給我們的是按每小時400日元給我們的。他開始說給我們補，可把我們騙來的組合企業交流中心說不給他們錢，又叫我們原老板去找了國際協力機構，就是管組合的日本政府機構，他們也說，這個錢可給可不給，讓老板自己定，我們老板就告訴我們一分不給。我們一看完了，日本政府部門都說不給，還能怎么辦？

　　唉……，人家都說日本是法制國家，什么事都以法律為主，那我們的事，被日本人騙了怎么就不管了呢？誰能幫助我們這些權益受到侵害而不得不回到中國的實習生呢？

　　編輯手記：類似這樣的事情《日本新華僑報》已經屢屢報道，好像已經不是什么新鮮事情。但是，仍然決定將其全文刊登，意在說明中國研修生和實習生權益受到侵犯，并不僅僅是“個案”，而正在有著“量”的積累和“面”的展開，從而使中日兩國有關部門都能夠認識到加強對研修生和實習生權益的保護，已經成為一個緊迫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