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羊城晚報》《晶報》報道　14日晚10時50分許，在深圳富士康龍華廠區北大門附近的福華宿舍，一名21歲安徽籍男工從宿舍樓7樓樓頂墜地身亡，死者身上有四處刀傷。這是今年以來富士康發生的第九起墜樓事件，造成七死二傷。警方勘查現場后排除他殺嫌疑，確認死者屬自殺身亡。

　　昨天凌晨1時許，記者趕到富士康龍華廠區北大門。門口一位經營麻辣燙的攤販說，14日晚11時多，富士康員工下班后在此吃消夜時說，當晚10時50分左右，一名男性員工從福華宿舍樓樓頂墜地，掉在一個水泥混凝土平臺上，男工被拉走時已無氣息。事后，富士康工作人員迅速將現場打掃干凈。

　　隨后，記者來到油松派出所，見到在此做筆錄的3名跳樓男工的室友。一名事發時正在睡覺的室友說，他們住在龍華廠區福華宿舍的420房間，房間內共住8人，跳樓男工去年住進宿舍。另一名上日班的室友說，跳樓男工上夜班，由于部門不一樣，平時幾乎沒有交流，雖然住在一個房間一年多，可相互之間并不認識，“富士康上班很匆忙，沒時間交談”。

　　身上四處刀傷

　　經富士康集團證實，墜樓男性員工姓梁，1989年出生，安徽人，2009年11月進入富士康，為一線作業員。墜樓事件發生后，富士康第一時間通知了死者家屬，其家屬已趕到深圳。富士康對再次發生員工墜樓事件表示遺憾，并承諾將全力配合家屬處理好善后事宜。

　　富士康媒體辦公室負責人通報稱，警方經調查，在事發現場發現一把帶血的匕首，死者身上有四處刀傷，在宿舍7樓樓頂發現有血跡。

　　警方確認自殺

　　深圳警方透露，墜樓事件發生后，梁某被送往醫院搶救，因搶救無效于當天晚上11時40分左右宣布死亡。死者胸口刀傷系自殘所留，刀口與死者鑰匙扣上的小刀匹配。經警方勘查現場后判定，死者系自殺，死亡具體原因有待進一步調查。

　　對于死因，死者叔叔并不相信：“他自己往胸口捅了四刀，還跳過1.5米的圍欄，有這個可能嗎？”

　　“對于一些疑點，我們會向警方提出。”死者的哥哥說，他的父母等8人已趕到深圳，由富士康安排在賓館休息。

　　對于富士康請高僧做法事一事，富士康媒體辦公室一工作人員說，法事尚未開始做，至于何時做法事，目前都沒有明確消息。

　　九連跳富士康難脫干系

　　14日晚間，富士康一名梁姓員工墜樓身亡，這是今年以來富士康科技集團第九名墜樓的員工，共造成7死2傷。現場發現一把帶血的匕首，死者身上有四處刀傷。警方已經介入調查。

　　人們尚未從八連跳的驚恐與疑慮中回過神來，第九跳猝然而至。盡管第九跳與前八跳有所不同——死者身上的多處刀傷昭示著事件背后的波詭云譎，但連續的悲劇已讓網友驚呼“富士康成了跳樓公司”。持允而論，不能把所有的罪愆歸結到富士康身上，但同時應該看到，富士康在頻發的跳樓事件中，難脫干系。

　　在富士康，起碼存在三重斷裂。其一，企業與員工之間的斷裂。在富士康，企業和員工的關系很簡單明了，企業過度追求利潤，基層員工勞動強度極大，被訓練成了一臺臺機器。員工加班很正常，國家法律規定每月上限36小時的加班，成了一紙空文。與此對應的是苛嚴的處罰制度——在生產車間，員工不準喧嘩、閑談，若被發現即被處罰。管理缺乏人文關懷和情感慰藉，“視員工為第一寶貴財富”成了美麗而飄渺的肥皂泡。

　　其二，員工與員工之間的斷裂。員工之間的關系比較淡漠，平時大家基本上沒有交流，“住在一起就跟陌生人一樣”。比如，某員工感覺不舒服，在宿舍床上躺了三天，無人過問。員工既感受不到企業的溫情，也體味不到同事的關愛，只能選擇孤寂與落寞，正如有論者所稱，缺乏“群體價值文化”支撐的工人，只能處在冷漠和離散的“原子”狀態，成為空心人。這種狀態容易滋生悲劇，而這與富士康冷漠的企業文化大有關系。

　　其三，工會與企業、員工之間的斷裂。《勞動監察條例》第七條明確規定，各級工會依法維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對用人單位遵守勞動保障法律、法規和規章的情況進行監督。《工會法》第六條則規定，工會維護職工的合法權益。工會必須密切聯系職工，聽取和反映職工的意見和要求，關心職工的生活，幫助職工解決困難，全心全意為職工服務。但在富士康，工會顯然未能發揮應有的效用。富士康集團工會副主席在接受采訪時稱：“我們查過這幾起墜樓事件，之前這些員工是沒有任何的投訴，或者是求助這樣的信息。”實際上，工會應該發揮主動性，主動維護工人利益，主動探詢工人煩惱，而不是等著工人找上門來。

　　更令人遺憾的是，作為工人的娘家人，工會不少時候是缺位的，有時不僅不為工人說話反而屁股坐在資方這一邊，原因很簡單，工會缺乏獨立性，工會負責人往往由企業領導任命，因此必須聽命于企業領導、維護企業利益，如此一來工人的權利就會更加貧乏。

　　有學者稱，“不妨請政府職能部門、社會組織和企業組成一個調研組到富士康來進行一個課題調研，深入研究員工"跳樓"事件背后的經濟和社會原因”。面對觸目驚心的九連跳，是該深入調查，深挖根源，整飭亂象，重塑體制了，不問蒼生問鬼神的思維要不得，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思維也要不得。如果不激活既有體制，不建構制度性的防范體系，就無法真正革除隱患、去除危機。

　　評論：自殺與自賤

　　北京青年報消息，據《南方周末》報道，深圳富士康公司員工之間，有一個頗為不雅的相互稱謂——屌毛。既然這個詞已經成為幾十萬人之間流行的語匯，我們也就不必故作高雅地假裝無顏面對。況且在那個特定的語境下，這個稱謂實為一種獨特的身份認同，甚至沒有另外的詞匯可以替代。以一種自輕自賤的方式向他們所不甘的命運做一個鬼臉，大約已經是他們可以擁有的最后的幽默。

　　截止到15日，“九連跳”的驚人紀錄，再次把富士康置于輿論關注的漩渦。連續九起跳樓事件，實在已經超出常理可以解釋的極限。從電視新聞上看，公司高層以一種頗為無奈的神情，申訴著他們已經采取的各項“人性化”措施。但面對頗顯詭異的現實，無論說者抑或聽者，都已經不太相信這些措施真的可以起到作用。延請高僧誦經做法，大概成了來自臺灣的公司高層最容易想出的沒有辦法的辦法。

　　就目前可以獲得的信息分析，作為世界最大的代工工廠和試圖在大陸謀求更大發展的公司，富士康在同類公司中絕非聲名不佳的“血汗工廠”；連續發生多起自殺事件之后，當地勞動保護部門對富士康的調查，也沒有發現明顯違反《勞動法》的現象；即使《南方周末》記者以“普工”的身份打入富士康內部臥底，其實也沒有發現多么驚人的黑幕。而越是沒有顯性的成因，對自殺事件的制止，便越是難以做到有的放矢，這也恰是富士康內部高層和外部公眾都對目前的措施不抱信心的原因。

　　但是，在富士康員工以“屌毛”互稱的自我定位與連續多起的自殺事件之間，其實還是有著某種隱秘的關聯。即使如心理學家所說，自殺事件在群體中具有傳染和“拷貝”的現象，但以常理判斷，自殺事件的示范作用，只可能作用于那些早已把自殺作為“選項”的人群，起到“幫”他們做出抉擇的催化作用。而對于富士康員工那樣一群不惜自賤到極致的人來說，生死之間的抉擇，可能比別人想象的更容易轉換。

　　至于這些正值青春時光的青年，何以以如此不堪的稱謂自賤，其成因固然復雜，卻一定與富士康公司看似人性的管理模式，有著密切的關系。

　　歸納媒體對富士康管理細節的披露，在并不太“血汗”的表面之下，卻是把現代化大生產方式推到極致的管理模式。在時間管理精確到秒、產品不合格率控制到零、人工成本壓縮到極限的管理理念之下，把工人變成一架龐大生產機器中的一個“智能部件”，并時刻保證其與龐大的機器同步高效運轉，成為這一生產模式取得成功的最關鍵的前提。對于一個“智能部件”而言，在保證其吃飽、穿暖、洗干凈的情況下(這便是富士康已經具備，某些工廠還需努力的“人性”條件)，使其失去或放棄作為“人”的自主權，就顯得格外重要以至于成為必需。一個值得注意的細節是，每個富士康工人都要與公司簽訂“自愿加班切結書”，從此你的加班時間便不再受法律約束，也不再受你的自主安排；反之如果不簽訂“切結書”，則你便徹底失去加班的權利，只能得到基本工資以至于難以生存。在這種看似自愿的選擇背后，卻是最無情的提醒和警告：放棄權利，或者放棄生存，請“自愿”選擇。在如此冷酷的提示之下，作為“人”的挫敗與失落，足以把一個涉世未深的青年，按進自賤的泥淖。

　　在對“二代農民工”與其父輩的分析中，其父輩的肯干、能忍，與這一代的脆弱之間，常被拉到一起對比。但更為關鍵的因素，卻在于對其父輩而言，城市只是其打工掙錢的所在，在城市拒絕他們的同時，他們也自外于城市。他們的人生場景和價值，仍然在鄉村中展開和體現。即使他們無法在工廠里得到作為人的尊嚴，只要能帶著打工得來的“血汗錢”回到鄉村，他們的人生將重新在妻兒老小的欣喜、鄉親鄰里的艷羨中，煥發出光彩和價值。

　　但對于這一代幾乎與農村失去任何聯系的“農民工”而言，當他們試圖全情擁抱著城市的時候，城市卻和拒絕他們的父輩一樣地拒絕著他們。由幾十萬面貌各異卻命運相似的他們組成的富士康公司，幾乎成為他們能夠棲身的唯一所在。當他們在這里無法獲得人的尊嚴和價值，他們在這里獲得的經濟報酬，又絕不足以讓他們在城市之中獲得渴望的自由和尊嚴時，也就意味著他們的人生，徹底陷入了無望之中。

　　在這個悖謬而無情的場景中，郭臺銘似乎沒錯，富士康似乎也沒錯。當喬布斯在拉斯韋加斯發布著蘋果公司一個又一個奇跡的時候，郭臺銘必須把他的幾十萬工人訓練成蘋果產品生產線上的“智能部件”，才能保證在這個龐大的產業鏈上獲得最微薄的利潤。在這個被世界一體化分工所規定的場景中，富士康和它的幾十萬工人，都沒有太多的選擇。

　　“九連跳”之后，但愿富士康不要再出現第十個不幸的孩子。但無論如何，這個看似井井有條的王國，和它所從屬的那個“平的”世界，卻從此而露出致命的破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