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的“九連跳”引發了一場關于自殺問題和企業責任的社會對話。在這場對話中,媒體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正是媒體的報道推動了整個對話機制。

　　自殺行為因為其個人性和非強迫性而不能找到直接負責人,然而,自殺這一社會現象背后卻隱藏著眾多的隱形負責人。個人的原因千差萬別,人們卻普遍認為,自殺行為頻發是社會各種因素作用的結果。也就是說,一次看似偶然和隨意的自殺是長時間的綜合的結果,極有可能與家庭背景、教育背景、成長經歷等各種因素有關。既然知道這一原因是長期的,然而人們卻傾向于將這一問題的解決短期化。我們是否可以作這樣一個假設,假如富士康的某位主管領導受不了輿論壓力也選擇自殺,那么,誰又是謀殺者?

　　在富士康“九連跳”事件中,看上去媒體似乎主導了此次對話,但少有人注意這場事件中的“缺場者”。我們看到,中國類似于富士康這樣的企業成千上萬,但卻少有企業家階層出現在這一對話中,比富士康更“血汗”的工廠企業隱藏在更深夜幕之下。而在這一對話中,我們同樣看到了政府的不置一詞,仿佛這只是企業的事情。同時,我們還注意到這一對話中的大眾,他們在各種網頁中留下自己對無良企業的痛罵,然而,他們并沒有參與對話,只是在圍觀。

　　你我會不會是造成那些自殺者自殺的劊子手?這一設問可以被認為可笑,但實際上,我們極有可能都是。農民工面對城市產生的壓抑感和屈辱感很多時候并不與金錢有關,比如,身份問題、尊嚴問題,在那些自殺者的表述里,他們可能只是一句“我厭倦了這個世界”,但別忘了,這個世界就是由你我組成的。我們某一個舉動、某一句言語,都可能成為壓倒他們心理極限的最后一根稻草。從每個個體來說,我們遇到弱勢群體,是投以冷眼還是投以微笑?遇到最普通的農民工,是心懷警惕還是心態開放?對于大眾來說,每個人做一點傷害社會和他人的事情似乎都不算什么,但等到最后成為社會現象的自殺問題出現,又將自己置于道德制高點,仿佛這樣就獲得道德赦免。所有人都可以指責富士康,都可以指責“血汗工廠”,在輿論風暴中,每個人都選擇最安全的話語,殊不知,那些自殺悲劇正是大眾造成的。不是么,無論是工作壓力,還是情感糾葛,還是社會冷暴力,自殺所面臨的問題是整個社會的問題,而你我都是社會的一分子。正是我們每個人組成的社會產生的問題才造成社會自殺率的上升。

　　所以,在這場對話中,外部效應最小的方法并不是將所謂的“血汗工廠”一棍子打死,而是耐心推動這一對話機制,將大眾和各種社會階層納入對話體系,進行關于自殺問題的系統反省,少一點兒武斷仲裁。(朱迅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