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大樓高層的窗戶不能打開，很多人都可能已經跳下去了。”說這話的Calvin(化名)并不是“富士康”工廠的一線員工，而是年薪30多萬元、就職于某外資管理咨詢專業服務公司的一位高級白領。Calvin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他常常會在窗邊這樣精神恍惚地感到自己被高聳的寫字樓和這層玻璃隔絕在生活之外。“因為當身體疲憊到一定程度，精神會完全處于無法控制的地步，那時根本不是自己。”

　　像Calvin這樣的白領是一個群體。他們是擁有一流重點大學學歷的“80后”精英，衣著光鮮，生活體面，出入上海頂級寫字樓，本科畢業后在外資管理咨詢公司工作的第三個年頭，年薪就已達30多萬元。

　　但在Calvin看來，他們本質上與“富士康”員工相差無幾——可以連續幾個月沒日沒夜沒有周末地加班，薪資福利被克扣，幾乎沒有個人與家庭生活，身心健康都深受折磨。只是他們大多數人都會選擇辭職而不是“跳樓”這種極端的方式而已。

　　他們甚至自己都意識到，“專業服務”(professional service)比制造業中廉價勞動力市場更為可怕的一面是，中國的勞動力市場已經開始出現“劉易斯拐點”——“民工荒”，但外資“專業服務”在中國市場的這根曲線才剛剛開始。

　　加班“魔咒”與薪資“算盤”

　　“你能想象連續兩三個月，包括周末，每天工作到凌晨兩點多甚至更晚，早上9點多剛睜開眼睛又要趕到辦公室的生活嗎？”在四大會計師事務所之一做審計業務的小蕾在接受采訪時告訴記者，“感覺自己像是機器人。”

　　她說，自從富士康“九連跳”之后，公司的同事都猜測，他們很可能是下一個“富士康”。雖然帶著調侃的意味，但她堅持自己并沒有危言聳聽。

　　記者對多家外資管理咨詢公司與會計師事務所員工進行采訪之后了解到，這類企業的業務特點是“項目制”——合伙人競價得到項目，為期幾周到一年多都有，企業內部組建項目團隊，在項目期間專門為客戶服務。

　　在“項目制”之下，服務費用通常基于項目時間和項目人數。合伙人在競價時往往要打“價格戰”，向客戶證明他們能用最少的人和最短的時間把項目以最專業的方式做好。為了完成對客戶的這般“承諾”，幾乎在所有外資“專業服務”公司，加班已經成了雇主與雇員所默認的工作一部分。更有甚者，會把同一個員工安排在同時進行的兩個不同項目上。

　　記者了解到，管理咨詢公司與會計師事務所在加班時間與薪資結構上略有不同。

　　管理咨詢公司的薪資較高，一般第一年的分析員年薪在15萬~20萬元人民幣，工資逐年(或半年)增加的比例較高，同時年底會有不同比例的分紅。但一般加班都沒有加班費，只有晚餐與交通的報銷。對于公司來說，加班的“零成本”也是構成無休止延長工作時間和雙項目安排的主要動因。

　　而在四大會計師事務所，起薪一般較低，第一年的月工資在5200元到5500元人民幣，逐年增加幅度較小，在2009年以“金融危機”為由，行業內大都只有300元左右的月工資增幅。但與咨詢公司不同的是，會計師事務所有加班費。

　　記者了解到，小蕾所在的事務所，2009年的加班費基本按照小時工資制度加倍，即周一到周五的加班小時工資按平時工資的1.5倍計算，周末按2倍計算。但是最后在填報并申請加班費的時候，仍然需要項目經理審批。是否批復則取決于經理個人意見，有時會在加班時數上有所改動。

　　據小蕾透露，自從2010年以來，以“金融危機”為理由的種種有利于公司的政策都以犧牲員工利益為代價。如加班制度的調整，今年初開始，公司規定，除個別情況外，無論每周實際加班時間多少，最多只可報20小時，而每個月80小時的加班時間之中只能拿到36小時的加班費，其他轉成今后的休假。

　　也在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工作的Cult在論壇上稱，“富士康明顯守法多了：1.加班給加班費；2.簽署‘自愿加班’協議方可超過法定36小時的加班上限。”“我們的小時工資恐怕與廣州的9.9元/時最低標準相去不遠了。”

　　這樣的加班狀況雖然在行業內已經被“默認”，但由于對《勞動法》的謹慎，企業從不公開相關數據，沒有加班“證據”也使這種情形繼續蔓延。一方面，在員工填寫工作時間表時，有些公司要求無論實際工作小時是多少，必須填寫8小時。另一些公司則對員工填寫的實際小時數非常警惕，甚至不愿意對員工提供本人歷史記錄。

　　身心受損“裸辭”激增

　　在某外資管理咨詢公司工作的Lily告訴記者，她在另一家咨詢公司工作的同學剛被確診得了癌癥。雖然這只是極端的例子而已，但“身體不好是必然的”，Lily告訴記者，“同事中心臟出現問題、淋巴腫瘤、腎病等等都有。”

　　她說，朋友中幾乎所有在四大咨詢工作的都有不同程度的頸椎病、胃病等，由于長期缺乏睡眠和過度疲勞，外資“專業服務”企業員工的亞健康比例要比一般白領高出很多。“總是覺得累，沒有精神，頭疼，每天要喝好幾杯咖啡才行。”Lily一臉無奈地表示，“尤其是女生，很難受得了這樣的工作強度。”

　　家庭和心理問題也成為他們的“癥狀”之一。“根本沒有時間陪女朋友，連住在一起的爸媽都很少見到，每天工作到凌晨，周末不是繼續加班就是只想睡覺。”家在上海的Calvin對記者說，“根本沒有個人生活。極少數的娛樂也常常是為了發泄。”

　　他說，他原本是個性情溫和的人，念書的時候很少與人爭執。但現在脾氣變得越來越暴躁，甚至常常毫無來由。“加班到凌晨兩三點的時候，辦公室的氣氛有時會變得很可怕，因為很多人都開始不耐煩起來。”他說著也有些激動，“情緒很容易失控，我也不知道為什么會這樣，因為在疲憊的時候會感覺很狂躁。”

　　但是他認為，這與“富士康”模式下的廉價機械化勞動并不同，“我們知道事情該怎么做最有效，也希望把事情做好。但有時項目負責人根本不知道怎樣做最有效率，卻又最想要得到晉升。所以他會把一些效率低下甚至沒有意義的事情，迫使我們加班到很晚。另一方面，公司也了解我們的競爭意識，長期建立這種根據績效升職加薪的機制。”

　　小蕾告訴記者，由于身心疲憊，相比之下薪資又缺乏吸引力，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裸辭”——在找到下家之前就辭職。“之前和我一個項目組的10個人，5個都走了。”小蕾自己也剛剛辭職。

　　Calvin說，和他一個項目的女同事突然也辭職了，大家曾經都在一起加班、一起抱怨，突然就“裸辭”了。“她只工作了一年不到，但這一年的工作量大概和其他類型公司的兩三年都差不多了。”

　　“專業服務業”“劉易斯拐點”何時到來？

　　越來越多的“裸辭”只能改變個人的命運，對企業來說幾乎毫無影響。“因為相對其他行業的高薪和職業發展道路，對大量‘80后’畢業生以及正在校園中的大學生都極具吸引力。每個人都想走這座獨木橋。企業可以在極短的時間內招聘到資歷相似甚至更好的人。”Calvin告訴記者。

　　他分析到，如今中國已經開始出現“民工荒”，這是剩余廉價勞動力市場的一個“劉易斯拐點”，即勞動力過剩向短缺的轉折點。對經濟學有所了解的他指出，“劉易斯拐點”是指在工業化過程中，隨著農村富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的逐步轉移，農村富余勞動力逐漸減少，最終枯竭。如果工資福利不增加，中國將繼續出現“民工荒”現象。

　　但外資“專業服務”公司在中國一線城市的“高端勞動力市場”上，“這條曲線才剛剛開始”，Calvin認為，“上海和北京同樣職位的分析師或會計師等薪資，相比歐美市場要低廉得多。而與其他行業相比的相對‘高薪’，又會使剩余‘高端勞動力’源源不斷地進入市場。”

　　“不要認為‘相對’高薪讓我們與‘富士康’沒有可比性。本質上我們比他們更糟糕。”Calvin對記者指出，“公司只招聘一流大學最優秀的學生，當然一流大學最優秀的學生也只想來高薪企業。但我們逐漸意識到，由于高等教育培育出的優秀學生逐年增多，‘高端勞動力’市場也和農民工的處境基本類似。尤其對于工作經驗三年以內的人來說，完全沒有對薪資和福利討價還價的能力。”

　　“富士康事件把社會的注意力集中到了這家代工公司的員工福利和生活狀況，以及類似雇用低端勞動力的‘血汗工廠’，但卻從來沒有人會用類似的眼光關注過我們。”Calvin無奈地說，“如果富士康代表了中國在全球產業鏈中的弱勢，那么在中國的外資‘專業服務’公司就代表了海外資本在中國的強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