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出現“連環11跳”?自殺能否僅歸結為80后90后的脆弱?本報記者試圖找到答案

    ●“寧愿支付加班費,也不能讓整條線停下來”,機器一關一開,損耗極大。因此,白班和晚班之間的時間空窗,廠方大多數時候會通過讓工人“自愿”加班來填充。

　　●最小的成本必須依賴最嚴格的設計管理。在富士康,員工和企業都是依賴IE(工業工程管理學)來管理,每一條生產流水線的每一個員工的每一個動作細節都被“分解”。

　　●受到拷問的并非只有富士康,而郭臺銘的“無法保證”也并非推脫。因為,在現有的“代工模式”下,這樣的慘劇仿佛早已成讖。

　　就像銹蝕的螺絲釘那樣,滑下,從富士康急速流轉的生產線上。

　　2010年5月25日凌晨6時35分許,入職僅42天的19歲員工李海從觀瀾街道樟坑徑富士康華南培訓中心C4幢5樓跳下。

　　他的喪命,再次墜入一個統計數據,將今年深圳富士康墜樓人數推至11人。

　　不過,工友說他很“幸運”———他的死終于驚動了公司最高層。昨日,鴻海集團總裁郭臺銘在深圳富士康面對媒體的質問,他再三鞠躬致歉,但也始終無法承諾,“即使將我丟下樓,也無法保證不會再發生類似事件”。

　　受到拷問的并非只有富士康,而郭臺銘的“無法保證”也并非推脫。因為,在現有的“代工模式”下,這樣的慘劇仿佛早已成讖。

　　連環跳背后的冷漠王國

　　上班眼前是冰冷的機器,下班身旁是熟悉的陌生人。廠房—食堂—宿舍,周而復始,單調乏味的生活,看到的別人就像鏡中的自己,疲憊、勞累,滿眼的乏味。

　　歷數11跳可以發現,悲劇當事人基本上都是所謂“80后”、“90后”。這一代人,屬于新生代農民工。和上一代農民工相比,他們身上的標簽在公眾話語中不斷累積:脆弱、浮躁、不能吃苦……

　　但這似乎并不能成為11跳的注解。

　　19歲的李達來自河南,進廠半年,“出來打工為了賺錢,不吃苦哪賺得到”,他說,比起父母,他們這一代壓力已經小了很多:獨生子,家里負擔不重,打工的工資甚至都不用寄回家,只需養活自己。

　　他說,父母也年輕過,也曾出門打過工,在他們20歲的時候,甚至比自己還“不知所措”,“遇到困難時,我們甚至比父輩處理方法更多”。

　　簡單地將自殺原因歸因于某一時代的特征,略顯簡單化甚至情緒化。日前,9名社會學者針對此事發出公開信。

　　專家稱,一個時代一個人群,他們的心理特征背后也是更具結構性和社會性的力量的塑造。他們是一個特定而普遍的群體,通過他們的真實生活狀態去進一步挖掘出背后更加巨大的社會性根源,才是一個負責任的解讀。

　　除了對年輕人心理狀態的質疑,富士康“血汗工廠”的批評也不絕于耳。

　　在昨日的參觀中,廠方帶領記者走進員工食堂和宿舍。

　　站在泳池的員工宿舍外,一位臺灣記者不斷向工作人員詢問,“這真的是員工宿舍,不是干部的宿舍嗎?”面對鏡頭,該工作人員毫不含糊,“這是員工享受的福利之一”。這名記者在本子上認真地寫上“豪華”二字。

　　好的條件并非僅限于此。一位員工稱,這里條件比學校優越,花銷卻比學校少。食宿免費,公司為每人提供每天11元的餐費,菜的味道雖然一般,但油水卻很重。

　　要是不想住宿舍,只要入職滿3個月,都可以享受每月150元的租房補貼。在這里,甚至不用自己洗衣服,臟衣服只需交給洗衣房即可。

　　在園區內,圖書館、銀行、食堂、網吧、咖啡廳、游泳池等設施一應俱全。很多富士康的員工的評價是“富士康其實很不錯”,他們說“在富士康里,無論是在工作上還是生活中,都能讓人體會到,雖然工作上有差異,可同仁之間身份卻是平等的。”

　　更為關鍵的是,富士康的工資水平并不低,算上加班工資,最初級的普工一個月薪水甚至可達2000多元,這是一般制造企業無法達到的“高峰”。

　　擺在吳云面前的是一條不斷轉動的傳輸帶———4年來一向如此。他的任務,給一臺著名名牌電子產品安裝某個小部件,裝完后,產品傳送到下一環。

　　整個過程,他不能說話,甚至最好別抬頭:一旦手慢,前面工作臺上的產品立刻會堆積如山。每兩個小時間的間歇,是上廁所時間。

　　上班眼前是冰冷的機器,下班身旁是熟悉的陌生人。

　　廠房—食堂—宿舍,周而復始,單調乏味的生活,看到的別人就像鏡中的自己,疲憊、勞累,滿眼的乏味。

　　富士康,看起來很美。但揭開美麗的面紗后,冷漠卻如影隨形。

　　被機器挾持的“加班帝國”

　　在這里,流水線生產做到極致,“效率”成為企業的全部。一個個的人,成為企業追逐利潤的“智能零件”———服從管理、按勞取酬。

　　“眼到,手到,心到!我第一次就做好!”類似口號式的宣言,在富士康工廠流水線上隨處可見。“第一次就做好”,對于員工而言,意味著他不會受罰,能拿到全額績效。

　　對于廠方來說,如果第一次做不好,整條線產品返工,工作效率受損。這絕對是不允許的,入廠8年,已做到組長職位的湖南女孩丁曉芳說,一個人的差錯,可能會導致一群人做無用功。

　　在工廠的嚴格規定下,工作變成像尺子一樣精確。丁曉芳“手下”的一位女工,盯著一塊電路板,兩個眼珠幾乎湊到一起。如果有紕漏,在她這一關必須排除,否則,全線返工的代價可能意味著她的獎金泡湯。

　　在這里,流水線生產做到極致,“效率”成為企業的全部。一個個的人,成為企業追逐利潤的“智能零件”———服從管理、按勞取酬。

　　“還不如那臺機器,它至少還有聲音,我連話都不能說。它至少還值錢,我卻分文不值”。吳云說,在平時的閑聊中,不只一個人有這種想法。

　　錢,在看不到前途的生活中,成為唯一慰藉。

　　富士康的流水線上的普工,月基本工資只有900元(今年5月起調整為1050元,但還沒有結發工資),每加班一個小時大約9元。隨著入廠時間的增加,基本工資會往上漲———但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從短期而言,提高收入的途徑只有加班,特別是周六加班。周六的加班工資是正常工作日的1.5倍。

　　每個月的10號,與其說是發工資的日子,不如說是“比賽”。拿高加班工資的人,很容易將笑意掛在臉上。并不太高的人,私下打聽同事的高工資,嘖嘖呼嘆之余,將“目標”再次提高。

　　吳云說,很多人陷入一種怪圈,即使是累得不能動了,一旦聽說加班,仍然兩眼冒光。至于原因,他覺得已不是簡單地需要錢,而是心理滿足大于物質需求。

　　一名臺籍生產主管朱復銓告訴南方日報記者,在這里,工人要加班,想加班,寫信給他們請求加班。

　　而對于廠方而言,員工加班他們求之不得。“寧愿支付加班費,也不能讓整條線停下來”,吳云說,機器一關一開,損耗極大。因此,白班和晚班之間時間空窗,廠方大多數時候會通過讓工人“自愿”加班來填充。

　　沒人確切知道,員工加工一小時,能給企業帶來多少利潤,但工人們私下猜測,至少是幾百倍。

　　他們干的活只是簡單的重復,即使是有技術含量的活,那一點點技術含量也被時間消磨得一干二凈。而往往是熟手,他們是工傷事故的主要受害者。“淹死會水的”工友們開玩笑說。

　　當想盡辦法加班,賺取加班費,成為生活最大的動力時,人容易變得焦躁。一旦加班時長不理想,賺錢不如預計,工人們很容易發怒。

　　工人們能看到工資卡上數字的變化,卻永遠看不見公司同樣面臨的無奈。

　　“最賺錢”的產品,廉價的“中國組裝”

　　蘋果4月3日首發iPad以來,銷售情況一路走高,隨后借勢推出WiFi版、3G+WiFi版,最低售價499美元；但調查顯示,蘋果為“中國組裝”所埋單的費用僅為每臺11.2美元。

　　5月10日,發工資的日子。

　　自動提款機外,往日疲憊乏味的軀體因多了“錢”味而有了生氣,甚至覺得連到不遠處的手機店,看看新版iPhone,也有了底氣。

　　事實上,支持iPhone每一個“超炫”功能的零部件幾乎都來自這些工人之手,只是他們從未試過或想象過掏出比一個月工資還要多的錢,去把最終成品帶回家,“炫”給家鄉的父母看。

　　這是富士康最顯性的“剪刀差”:生產著世界上“最賺錢”的產品,卻拿著“最低工資”。

　　更諷刺的是,蘋果4月3日首發iPad以來,銷售情況一路走高,隨后借勢推出WiFi版、3G+WiFi版,最低售價499美元；但根據美國權威市場調查機構iSupply調查顯示,蘋果為“中國組裝”所埋單的費用僅為每臺11.2美元。

　　iSupply的調查結果還顯示,售價499美元的iPad所有零部件的成本僅為219.35美元,不到其零售價格的一半。其中蘋果開發的A4處理芯片每個26.8美元,16G的存儲芯片為29.5美元,最貴的元件是9.7英寸的觸摸顯示屏,由韓國LG公司制造。換句話說,“11.2美元的組裝費”在總體利潤高達50%的盈利鏈條中,基本上“只是零頭”。

　　然而,為了生存,富士康只能在這樣的“零頭”中擠取利潤。

　　最小的成本必須依賴最嚴格的設計管理。

　　在富士康,員工和企業都是依賴IE(工業工程管理學)來管理,每一條生產流水線的每一個員工的每一個動作細節都被“分解”。“也就是說,在每天重復10小時下,每一個動作的時間成本是可以控制的,繼而每一個零部件的完成時間成本是可控的。”曾在深圳富士康擔任“線長”的徐暉說,“細分的好處就是保證每條生產線的穩定產能,最終精確計算出客戶訂單的交貨日期。”

　　細分導致了龐大的架構。據介紹,富士康的管理職務由低至高可簡單分為:線長、組長、課長、專理、副理、經理、協理、副總經理、總經理等。而在每一層級的職位中還會再細分,比如經理還會再細分為經理、資深經理；協理則可分為協理、資深協理等。

　　在這個金字塔式的架構中,最底層的就是普工,占重卻超過85%,注定了他們收入基準的可上調空間必須為最小值。提高收入的途徑只有加班,“利益驅動是提高效率的法寶。”徐暉說。

　　于是,在“科學細分”的生產環節和層級薪資設計下,1988年在深圳建廠后的富士康實現了爆發式增長,工廠規模不斷擴大。目前在深圳地區的員工人數達到42萬人,在中國大陸地區的總員工數則已超過80余萬。富士康連續7年居大陸出口200強之首,2009年在《財富》雜志評出的全球企業500強中居第109位。

　　據富士康國際(02038.HK)去年的年報顯示,截至2009年年底,集團共擁有雇員11.8萬余人,較2008年同期的10.8萬人明顯增加；但同時,2009年員工成本總額為4.85億美元,比2008年的6.72億美元大減1.87億美元。“員工人數增加了1/10,而員工成本卻減少1/4,可見,員工的工資水平在不斷受到擠壓。”學者黃桂萍說。

　　將近30攝氏度高溫之下的深圳龍華東環二路富士康科技集團南門:門內,在盡量壓低勞動力成本提高產能的“盈利模式”下,工人如機器一般旋轉；門外,每天仍然有超過2000人揣著各種各樣的夢想在排隊求職。

　　“做工長點沒有關系,在農村干事慣了,這里還包吃住。”隊伍中,來自江西的17歲小姑娘二英顧不上擦汗就說,“存夠錢了,讓弟弟妹妹多讀點書。”

　　防止“下一跳”,先跳出代工的“天花板”

　　和死相比,當然是活著好；但和其他代工企業相比,還是富士康好。

　　這樣的黑色幽默,恰恰告訴我們珠三角“代工模式”的不可持續性。

　　高高的圍墻和鐵絲網,筑成一個“富士康王國”。如果不是接連發生員工非正常死亡事件,“外面”的人仍然保留著對它“應有”的解讀:產品出口量占深圳外貿出口的22%,每年為深圳創造出超過百億元的稅收。

　　但當無法解釋的、甚至連富士康本身也“無計可施”的“11連環跳”擺在公眾面前時,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郭于華認為,必須要審視富士康所采用的“代工模式”。

　　“只要賺到錢,只要賺到利潤,就可以盡量地壓榨勞動力成本,讓工人工資變得很低。同時在這種模式下,勞工被分割、被管理,缺失了社會連帶、社會關系,形成了個體的孤獨和沉默。”郭于華說,個體的社會關系越孤立、越疏離,便越容易自殺。再加上一眼就可以看到頭、重復的、幾無升遷進取機會的生活,壓力就很容易找到生命最脆弱的一環。

　　然而,更悲哀的是,富士康仿佛還擁有“相對優勢”。

　　天涯論壇上一位網友的留言:“我不想去富士康,但還能去哪兒?相比之下這已經算很正規的了!”

　　和死相比,當然是活著好；但和其他代工企業相比,還是富士康好。

　　這樣的黑色幽默,恰恰告訴我們珠三角“代工模式”的不可持續性。

　　在像蘋果這樣的擁有品牌和技術的巨型公司面前,為爭取到大量的訂單,即便如富士康這樣的“代工之王”也已經矮了一截。加之行業間慘烈的競爭,代工廠商們很難有能力改變其被壓榨的現狀,結果只好倒逼員工,把“代工利潤”的最后“黑手”伸向了最脆弱的生產一線員工。

　　“要資金沒資金、要技術沒技術、要品牌沒品牌的‘代工模式’必須在珠三角轉型。”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所一位教授指出,為了降低人力成本確保利潤,富士康自進入內地以來就已經是一只追逐廉價勞動力而遷徙的“候鳥”。

　　從最早進入的以深圳為主基地的珠三角,再到以昆山為核心節點的長三角,接著順勢向北延伸到煙臺、秦皇島等環渤海灣,乃至東北老工業區沈陽等地。近幾年又從沿海轉向了以武漢、山西、重慶為代表的華中西部地區。“當東南亞的一些國家以更廉價的勞動力吸引代工工廠時,我們難道要再壓低員工們的工資、再延長員工們的工作時間嗎?”

　　“如果說,以廉價勞動力發展出口導向型經濟是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在資本匱乏等歷史條件制約下的一種策略性選擇的話,走到今天,這種發展戰略已經暴露出種種弊端。”北京大學社會學系盧暉臨博士與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等高校的9名社會學者在緊急發出的聯名信中指出,當我國的一些產業在全球產業鏈低端占有越來越多的市場份額時,我們必須要注意到與GDP增長并存的貧富差距擴大現象,以及勞動力價格隨就業壓力被壓低、勞動者話語權被持續忽視的社會事實。

　　聯名信作者之一的中山大學社會學學者也表示,中國依靠數億主要來自農村的廉價勞動力打造了一個出口導向型的“世界工廠”,在實現中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同時,勞動者的基本生存權利長期被忽略。“富士康發生的悲劇,警示全社會共同反思發展模式。”

　　要防止“下一跳”的悲劇,就要先跳出“代工”的“天花板”。

　　中歐陸家嘴國際金融研究院研究者認為,地方政府的GDP崇拜主義,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知易行難”等,都使以代工為主要形式的中國制造仍然穩穩地停留在“微笑曲線”的底端。

　　“在人口紅利被過度透支利用、依賴低廉勞動力的發展模式已不可持續的今天,再不轉變經濟發展模式,‘下一跳’將會是區域經濟發展的斷層。”暨南大學經濟學院幾位教授不約而同地表示,痛定思痛,富士康的悲劇帶來的深層次思考,正是廣東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又一個契機:以人的價值為導向取代短期利益核心導向,打破代工模式,為中國探索一條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吳云、徐暉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