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飯后買來一份報紙，卻遲遲沒有打開，一絲陰云盤旋在心底，生怕它又送來新的噩耗。恐懼和退縮不能解決任何問題，冰冷的標題再次跳入眼簾：“富士康跳樓門再爆命案，五個月內第九人墜樓”！三天之前，一則相似的新聞，曾經告訴了我們有關第八個跳樓者的消息。人類2000多年前就發明那十個簡單的數字符號，我們從幼兒園時代就已經爛熟于心，然而，此時此刻，我卻感到它們竟然是如此的晦澀和沉重，令人窒息！它們是數字，還是魔法師的詛咒？

　　報紙隨后附上了九個自殺者的姓名和年齡，最小的17歲，最大的24歲，平均年齡22歲，全部是來自農村的打工者。據“新華視點”報道，該公司近期已經制止的員工自殺還有二三十起。

　　作為世界最大代工廠的富士康，已經聘請高僧做法事禳災，北大、清華的心理學家也已經趕往深圳進行心理輔導。然而，如果世界著名社會學家涂爾干還活著，他一定會對此不屑一顧，在其劃時代的著作《論自殺》中，他通過翔實的統計資料和深刻的理論剖析，曾首次向人們揭開作為一種社會現象的自殺的神秘面紗。他指出，將自殺僅僅看做一種心理現象是膚淺的，它其實是一種社會現象，促使人自殺的主要因素是信仰的崩潰、社會的原子化以及由此而來的人際關系的冷漠，或者是過度的社會集權吞噬了個人生存的價值和空間。他認為一個社會的自殺狀況反映著社會秩序的混亂程度，因為社會的苦難必然變成個人的苦難。

　　富士康的跳樓門似乎依然在為它杰出的研究成果提供新的注腳。根據記者的調查，該公司的薪酬水平比一般企業好，但人際關系十分冷漠，23歲的貴州籍農民工蒙景迪曾跟第八個跳樓身亡者馬向前同一宿舍，他在這里已經住了七個月，還不知道其他九個室友的姓名。蒙說，馬向前出事前曾在床上躺了三天，竟然沒有一個室友過來問一聲。只是有人看見他大把吃藥。這樣的人間，還值得活嗎？生存還是死亡，于是不再是一個問題。

　　一位《南方周末》的實習記者以打工者身份潛入該廠28天，他告訴我們，那些在鋼鐵機器和巨大貨柜之間過日子的青年人，相互間有一個通用的稱呼—“屌毛”，即使不太熟悉的人之間也彼此大聲粗口地這樣互相“尊稱”。這樣的粗話反映的究竟是他們心中的社會估值，還是他們自己的價值評判，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身為最底層的勞動者的自尊感的喪失和精神的絕望。記者拍下了一幅該廠生產線上的女工們的照片，那疲憊、空洞而又茫然的眼神，會讓任何一個心中還有一絲熱氣的人都為之震撼。

　　可是，發生在有著同樣的農民工身份、同樣的年齡段甚至同一個企業，這樣前赴后繼的自殺行為卻是涂爾干也未曾描述過的。仿佛是一絲輕微的震動所導致的多米諾骨牌效應，一個青年的輕生引發出如此的心靈共鳴，并導致出仿效性群體自殺行為，仿佛他們從中瞥了救贖的曙光一般，究竟何以如此？這顯然與中國特色的二元社會結構及種種復雜的社會問題有關。這些“80后”或“90后”，懷抱著改變命運的夢想走進城市，卻在事實上被人為的戶籍制度阻擋在城市之外，不管是在精神上、階層上，還是經濟上，他們承擔了這個號稱世界工場的國家最繁重的勞動，創造了日益增加的社會財富，自己卻成了既不是城里人又不是鄉村人的農民工，掙扎于都市邊緣。尤其是當金錢成為人的價值的唯一尺度，當整個社會浸泡在利己主義的冰水之中，當人類的優秀的精神價值被摧殘，當奢華與墮落成為無數人的遠大理想，當誠實和勤勞僅被視為無能的標志的時候，也就是他們的生存意義徹底動搖的時候。正如涂爾干所說，當一個人感到不存在是多么快樂時，只有完全放棄生命才能使他獲得精神的滿足，而一旦生命不值得活下去，一切都可以成為擺脫生命的借口。

　　這些至死都沒能融入他們向往的城市的年輕人，其實是在用自己的青春和生命投票。這或許是產業化進程中，中國產業工人所面臨的生存艱辛，更是經濟快速發展過程中，一代年輕人所面臨的精神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