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科技集團員工的“×連跳”,越來越成為一個備受社會關注的焦點問題。富士康董事長郭臺銘先生已就此公開道歉,聲稱“內心感到非常沉痛”。

　　同時還看到這樣一則報道,說郭臺銘曾請教過相關的心理專家,以11名跳樓員工和深圳富士康40萬員工總數來算,比例是否在合理的水平范圍內,專家的答復是比例“在正常線下”。倘若這個消息屬實,則這樣的心理專家絕對可歸入混蛋之列,生命在他們眼里只是一個是否達到所謂標準的干癟數字。按照法國社會學家迪爾凱姆(著名的《自殺論》的作者)的見解,自殺總是發生在非正常狀態下,要么是一個社會偏離了正常狀態,要么是一個人的精神狀況偏離了正常狀態。規模超過富士康的公司數不勝數,為什么“×連跳”這樣的極端事件獨獨發生在富士康?其企業自身偏離了正常狀態,存在一定問題是毋庸置疑的。漠視這一點,就無益于問題的解決。

　　但富士康的問題究竟出在哪里?從富士康的前幾跳開始,眾多見解就已經令人目不暇接了。不過,如果一個對富士康并不了解,僅憑道聽途說就開方下藥的人,其療效也是可想而知的。如“血汗工廠”之說,在5月21日富士康發生第10起員工墜樓事件之后,深圳市有關部門再次進廠對墜樓員工的工友、室友以及管理人員進行調查,結果就排除了工作壓力和勞動強度為自殺原因。當然,你對任何不符合自己推論的結論概持懷疑態度,那就無法繼續討論了。在我看來,諸多想當然的指摘,頗類現實版本的“盲人摸象”,不大一樣的是,在“盲人”那里,畢竟“其觸耳者言象如箕,其觸頭者言象如石,其觸鼻者言象如杵”,摸到的還是大象的局部真實,而關于富士康所以出現“×連跳”的許多言之鑿鑿的原因“認定”,恐怕連局部真實也談不上。

　　昨天,深圳富士康把傳說中相當神秘的廠區大門敞開,首度對外界開放,郭臺銘親自在龍華廠區迎接來自臺灣、大陸、香港等地的媒體記者。應該說,此舉擺出了解決問題的誠意,也給成因的真正探討提供了可能。“×連跳”發展到現在,富士康的問題已不再是其自身的問題,他們顯然也已經力不從心,五臺山的僧人不是都請來做法事了嗎?這該是“黔驢技窮”的典型表現。所以,富士康所在地的深圳市及寶安區,各職能部門先后介入調查處理是非常必要的,但并不足夠,社科界更應該把富士康“×連跳”作為一個標本來立項研究,這比那些為職稱而學術、為學術而學術的課題肯定要有意義得多。如同我們中國研究自殺問題的吳飛先生所言:“關心人心的政治,不是可不可能的問題,而是無論如何要完成的任務。”否則,“我們哪怕不會墮落成一個沒有出息的民族,也會變成一個冷酷的國度”。

　　自殺,在許多情況下是一種非理性的行為。美國自殺學之父施耐德曼和法博羅對此給出過一個三段論:自殺的人會獲得重視；如果我自殺,我會獲得重視；所以我自殺。但他們同時指出,這種心理卻是建立在死后仍有感知的前提下,自殺者正因為這種判斷錯誤,把明明最不好的死亡當作了擺脫痛苦的一種方式。對于富士康以及別的潛在的欲尋短見的人來說,應當明白這一點；明白了這一點,才會珍視自己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