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國內著名數據開發商北京萬方數據公司因作者授權問題引發的糾紛不斷。

　　不久前，在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剛剛結審的284名碩博士訴萬方數據公司的侵權案中，234人獲得了法院判決支持，分別獲得2300元至3300元不等的經濟賠償，勝訴率高達8成。在已經宣判的這些案件中，海淀法院認定，萬方公司在大部分案件中均屬在未經授權或所獲權利存在瑕疵的情況下使用了論文。(相應的，僅有當碩博士已經授權給授予學位的學校使用涉案學位論文、學校又將該論文的相關著作權最終轉授給萬方數據公司的行為，法院才認為是屬于合法授權途徑，不存在權利瑕疵)

　　就在此案剛剛落定的時候，又有480余名碩士、博士再次將萬方告上法庭。原告在訴狀中稱，學位論文為他們獨立創作完成，至今未公開發表。被告未經許可，擅自將其學位論文以掃描錄入的方式制作成電子版本，收錄在其制作的“中國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內，并以向全國各高等院校圖書館及其他圖書館出售系統的方式，在網站上提供瀏覽、下載服務，牟取高額利潤。原告認為，被告侵犯了他們享有的著作權，因此要求被告在媒體及網站上公開致歉，并賠償經濟損失、精神損害撫慰金等。這次訴訟，再次將數據開發商的授權之困，推向了輿論的風頭浪尖。

　　數據開發商的集體尷尬

　　近三十多年來，國內外已經開發建設了成千上萬個數據庫，這些數據庫對人們的生產、生活都產生著重大影響。隨著數據庫技術的發展及這種影響的深入，大量數據開發商也隨之產生。數據開發商通過對數據的收集、整理、加工、輸出或銷售數據產品而獲取利潤，求得生存。這些數據開發商在收集使用數據的過程中，必然會涉及到著作權的問題，但是由于種種原因，很多公司都未能處理好這些問題。數據開發商因此與論文作者對簿公堂的案例時常見諸報端。

　　一些數據開發商在未經作者授權的情況下將其論文收入公司制作的全文數據庫，并將數據庫出售給國家圖書館及高等院校圖書館等用戶，供用戶在各自的局域網內瀏覽和下載，以牟取利益。有專家認為，這次“萬方事件”可以說是數據開發行業在知識產權保護缺失方面遭遇的一次“井噴”。

　　數據開發商不等于數字圖書館

　　在這類案件中，我們經常可以看到原被告雙方會圍繞著“公益性”這三個字展開辯論。很多數據開發商稱自己為數字圖書館，而按照目前我國著作權法的規定，提供公益性服務的數字圖書館在使用受著作權保護的作品方面可以獲得一定的法律豁免。

　　然而，在專家眼中，數據開發商和數字圖書館并不是相等的。北京大學信息管理系教授李國新告訴記者，現在很多人把數字圖書館的概念和數據開發商混在一起。這一情況無論在學界還是媒體都比較普遍，而且目前學界對數字圖書館的定義也是莫衷一是。但不管怎樣，數字圖書館是在知識產權保護環境下的圖書館，不以營利為目的。而數據開發商則不然，數據開發商是企業，應該適用企業規則。

　　今年剛從某高校畢業的小李告訴記者，他在畢業的時候，曾被國內某數據公司征詢過，是否可以收錄其碩士畢業論文，并且應允給予他一定形式的報酬。“如果是學校圖書館的話，肯定不用支付任何費用。但數據公司就不一樣，畢竟他們收錄我們的論文會給他們帶來一定的經濟效益。”小李說，“現在同學們在畢業論文著作權保護方面都有比較清楚的認識，論文當然可以提供給數據開發商使用，但也必須要體現出作者的權利。”

　　清華大學圖書館研究館員肖燕博士向我們介紹了清華大學圖書館建設學位論文數據庫的一些做法。學生提交畢業論文的時候都被要求與學校簽訂一個規范化的協議，在協議中，學生同意學校圖書館和相關部門可以在一定范圍內無償使用其論文。即使并不是每個學生都自愿這樣做，但畢竟因為學校培養了自己，學位論文也是在學校導師指導下完成的，所以大家都能夠認可學校的規定，向學校圖書館提交紙本或電子版論文。而圖書館在將學生提交的論文收入自己制作的學位論文數據庫后，也僅限于教學和科研使用，不用于任何商業用途。為保護作者的權利不受侵犯，在制作數據庫的過程中，清華大學圖書館還采用了一些技術保護措施，如防止用戶對電子版論文進行全文復制。“有一些學生的學位論文要花幾年的時間才能完成，付出了很大心血，在未經其允許的情況下，如果在網上以數字方式傳播，允許全文下載復制，有可能為他人惡意抄襲或剽竊作者成果提供了方便。這對論文作者是一種很大的傷害。”肖燕說，“信息共享，是圖書館永遠的理念，但是在受著作權保護作品的傳播和使用過程中，一定要把握好信息的自由獲取與作者權益保護的平衡。”

　　如何尋求破局之道

　　另一方面，即使數據開發商想保護論文作者的權益，也有問題。“這些數據開發商在具體操作的時候，也是有一定困難的。”肖燕告訴記者，很多數據開發商在建立數據庫的過程中都面臨著同一個難題：如何找到授權人。這些數據庫收錄的論文在時間跨度上往往幾年甚至十幾年，在數量上也以千萬計。所以很多數據開發商選擇在未找到論文作者的時候，就將論文收入數據庫，也因此引發了日后的很多麻煩。

　　為此，一些專家認為，可以通過著作權的集體管理組織來解決這一問題。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庭副庭長陳錦川就曾提倡設立一個非營利性組織，一方面將廣大著作權人的個人權利經授權后集中管理，為著作權使用雙方提供中介服務、中轉稿費，圖書館只需與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簽訂一攬子協議，就可獲得幾乎所有作品的合法使用權，從而免去尋找作者的困難。另一方面，這個組織還可以代表著作權人向侵犯著作權的集體和個人提起訴訟，要求賠償。

　　李國新則認為，如何在制度層面解決這一問題。他非常認同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教授約瑟夫·斯蒂格利茲對中國知識產權保護的一些看法：對于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來說，在創新機制上最大的挑戰是減小與發達國家的知識差距，而這個差距現在已經較大；中國在設計創新機制的時候不應該簡單重復發達國家的道路，應該建立一個以發展為導向的知識產權機制，著重于提高對資源的使用效率。他指出，不管在任何國家著作權的保護都應該是兩方面的，即保護權利和促進傳播。一方面我們要保護作者的權利，尊重知識產權，保護他們進行知識創新的積極性。另一方面，我們還要促進傳播，減少社會利用知識信息的成本。這就應該設計一種制度的組合：對權利的保護，政府資金的注入，政府對于權利人的獎勵。即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對數字化的信息傳播進行關注和投入，以協調數據開發商和作者的利益。“我們應該看到數據開發商在促進信息傳播方面的積極作用，他們的投入使得知識傳播在速度和廣度上得到拓展。”李國新補充道。(柳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