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光南：歷史不能假設。過去了的事就不能再預設，不能重演。回過頭來研究一下經驗教訓可以，但是不能倒過來。不過，聯想現在做PC，不代表高技術企業只能做PC，也不代表高技術企業就不能做互聯網，不能做通信。2002年楊元慶上臺之后，聯想又重新將提高自主創新能力作為公司發展的基點，包括建立聯想研究院，做超級計算機，發起制訂閃聯標準等。現在，聯想是重視研發的。

　　20多年來，聯想的研發走的是“之字形”的彎路。1995~2001年搞“貿工技”的7年，我看是走了一段彎路。當時有很多機遇，例如聯想程控交換機、芯片設計中心、FM365等創新項目，本來都有機會做大。當時下馬容易，現在想做就難得多了。

　　這么說吧，聯想和華為基本是同時起步的。當時華為的技術還沒到聯想的水平，華為現在的發展證明始終堅持發展核心技術的路是可行的。

　　中國青年報：熟悉那場“柳倪之爭”的人都知道，當初您一直堅持聯想走技術崛起的道路，但是沒有成功。在決定一個企業發展戰略的選擇上，您覺得什么因素最重要？

　　倪光南：人才、制度、環境等因素都很重要。但在同等環境下，最根本的還是指導思想的問題，指導思想決定你以后的發展道路。我們國家提倡自主創新，這就是一個指導思想，一個國家戰略。有了這個指導思想，大家都可以朝這個方向去努力。具體到每個單位和企業，也要有自己的指導思想。根據自己單位的情況，作出戰略目標的選擇。同樣條件下，可以有不同的選擇，一個企業的領導者的遠見非常重要。

　　中國青年報：您認為聯想集團的未來發展之路應該在哪兒？

　　倪光南：以后的路誰也沒辦法預測，但堅持研發肯定是一個大的方向。施振榮先生曾經提出一個“微笑曲線”，就是一個“兩頭高中間低”的曲線，一頭可以掌握標準，掌握一些重要的核心技術，取得一個高附加值，另一頭可以通過市場，通過你的品牌規模實現效益。中間的就是低效益的加工、制造。在國內，聯想起點很高，是靠技術起家的，后來才以做市場和品牌為主，現在又在做研發、做標準，也在逐漸向高的那一頭發展。

　　一生中能把握住一次機遇，就很不容易了

　　中國青年報：退出聯想后，這些年您在做什么？現在擔任哪些職務？

　　倪光南：我現在就是中科院計算所研究員，還擔任中文信息學會理事長。還有一堆顧問、兼職教授的職務，具體多少我也數不清，照顧不過來。

　　中國青年報：很多人把您和北大方正的王選教授、四通集團創始人王輯志并稱，稱為中國的第一批將科技轉化為生產力的企業家，或者是第一代進入中關村的科學家。您怎么看？

　　倪光南：我只是一個科研人員，“家”不敢稱。我和王選、王輯志確實有共同之處，我們原來都是在學校或者研究所搞科研的，改革開放一開始，我們這些人就“下海”了，按照今天的話叫“產學研”。不過，我一直認為我是個科研人員，在企業里也是從事研發，和在研究所從事研究工作，只是崗位不同。

　　中國青年報：當年參與聯想創業的經歷，對您以后的研究工作和日常生活有哪些影響？

　　倪光南：到今天為止，我一直都是在做和科技成果轉化、科技產業化有關的事情。中間崗位有變化，但始終在這個方向上走。這個方向不會變，而且我可以一直做下去。科技產業化，可以“永遠”作為我的努力方向，這是做不完的，我剛做了30年。

　　中國青年報：如果再給您一次選擇的機會，您還會選擇做現在這份事業嗎？

　　倪光南：是的，這是我一直喜歡做的事。30年了，我的追求就是把科技變成產品、商品，實現產業化。科技人員大體上分為兩類，一類是做基礎理論研究的，探索自然規律。還有一類是做和應用關系比較密切的，我就屬于這一類。我們這類人整天想的都是怎么把科技成果“應用”起來，就是怎么變成產品，變成商品。

　　改革開放以后，重點就轉向了科技成果轉化，是產業化方向，最早叫做“橫向合作”。在聯想式漢卡之前，我們做了一個聯想LX80，跟4家企業合作，推出了600臺，當時來講做得還不錯，但是從產業化角度說，這個規模太小了。后來我們進入公司，做聯想漢字系統，做了16萬套，一下子大得多了。

　　我能做成一些事情，確實還是遇到了很多很好的機遇。我當時搞的是中文信息的處理，正處于電腦在中國推廣應用的時期。我有機會去國外工作，也是為了學習國外的技術，幫助中文處理技術更好地實現產業化。所以，主觀努力很重要，客觀機遇有時候也是可遇不可求的，一生中能把握住一次機遇，就很不容易了。

　　等哪天做不動了，我就在家里寫點博客、上網聊聊天

　　中國青年報：您今年已經69歲了，有過退休計劃嗎？

　　倪光南：我現在已經不在“一線”上了，寫代碼、做測試等事情，年輕的科技人員做得比我們好。科技人員不像老中醫，越老越值錢。科技人員尤其在IT這一行，老了就跟不上了。我現在算是在“二線”上，用我的經驗給年輕人提供一些支持和幫助。包括出主意、協調、制定計劃等。

　　白天開會，晚上上網，經常忙到夜里12點，我也在不斷地學。互聯網上每天都有那么多新的東西，不去了解的話，別人該說“你從火星上來的吧”，呵呵。

　　中國青年報：您還知道“火星”的說法？

　　倪光南：當然。我每天都要上網，逛一些論壇，學很多東西，不當“火星來客”。

　　網絡上有很多我的博客和專欄，但很慚愧，都不是我自己更新的。等到哪天真的做不動了，我就退到“三線”上，社會活動一概都不參加，就在家里寫點博客，上網聊聊天。

　　中國青年報：您現在還是喜歡古典音樂嗎？德沃夏克《自新大陸》第二樂章那首歌詞，您還記得嗎？

　　倪光南：小學的時候老師教給我的，現在也一直記得：“黃金的年華虛度過，才知道從前鑄成大錯。蕭蕭兩鬢白徒喚奈何，瘦影已婆娑徒喚奈何。雄心壯志早消磨，斜陽景已不多。深悔蹉跎，深悔蹉跎。”不知道是誰配的詞，意義很深刻。

　　中國青年報：您為什么這么喜歡這首歌詞？

　　倪光南：小的時候是死背硬記，后來生活經驗多了，覺得這歌詞講得很對，也很美，里面包含了一種鼓勵，積極的意思。其實就是“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的道理。青春都是有限的，要抓緊時間，自己多努力。我覺得自己還是比較幸運的，趕上了一個很好的時代，可以把這30年來做的事情繼續做下去。

　　你看一下，老一輩的知識分子，都不太看中錢

　　中國青年報：作為著名科學家，您帶過多少個學生？現在還帶學生嗎？

　　倪光南：去年我最后一個學生畢業了，算是“關門弟子”了，以后也不打算再帶了，精力顧不過來。

　　我一共帶過20多個研究生，一大半在研究所和企業做研發人員，小一半出國。這些都是他們自愿的，我不干涉。

　　中國青年報：有報道說，現在清華北大的計算機專業幾乎都成了國外大學的預科。您對現在計算機專業學生“出國熱”有何評價？您認為造成海外學成人員回流不暢的原因是什么？

　　倪光南：人才流動是很正常的，現在的社會環境也和以前不一樣了。我們當年覺得出國不回來就是不愛國，現在沒有這種觀念了，青年人也非常自由。現在的年輕人可能沒有我們那么強的國家民族意識，他們可能更關注每個月拿多少錢，能不能買到房子，更關心自己的發展。不過，還是有更多的人愿意在國內謀求發展，出國的人也會希望有朝一日回到國內發展，這是一個過程。

　　我們自己的企業也應該研究怎么提高人才的凝聚力。從企業內部和市場競爭環境出發，在管理、制度、文化上不斷地加強科技人員的凝聚力。

　　我們現在的計算機教育也需要改進。我感覺，國內的本科教育還不錯，研究生教育卻不如外國，國外的研究生實驗條件比較好。在中國目前的情況下，急于求成的思想影響比較大，國外這方面會好一些，科研教學也比較嚴謹。所以，有些人愿意在國內念本科，在國外念研究生。

　　我從不干涉我的學生出國，尊重他們自己的意愿。在這點上，導師能起的作用很有限。一所高校，一個研究院所，能不能留住學生，是領導的事。有足夠吸引力，就一定能留住人才。

　　中國青年報：聽說您當年在加拿大做訪問學者，工資和待遇比國內高得多，但您只待了兩年就回國了，是出于什么考慮？

　　倪光南：當年是在加拿大做訪問學者，工資比國內漲了70多倍，立刻就“脫貧”了。我也成為知識分子中第一批脫貧的，不過那個時候的輿論就是出去了要回來，觀念就是這個。而且我在國內有家庭，外面再好也不及自己的家好。當時，我在國外看到很多高科技產品，中國的產品卻很少，而且都很低檔。我希望發揮我在業務上的特長，回國之后可以很好地實現高技術的產業化。

　　中國青年報：錢對您來說真的不那么重要嗎？您能和我們的青年讀者分享一下您的財富觀嗎？

　　倪光南：你看一下，老一輩的知識分子，都不太看中錢，這是非常共通的。當時的口號是“一不為名，二不為利”，當時社會輿論也鼓勵這個。我們也是受到當時教育的影響，比較重視貢獻，對報酬一般不會去計較。

　　現在情況有很大的變化，好像不再給年輕人提奉獻什么的要求了。現在的青年人生活在一個很好的時代，希望他們能夠在這么好的時代環境下充分發揮自己的作用，既謀求自己的發展，也不要忘了為國家民族作貢獻。

　　中國青年報：你對國內計算機領域的青年人才評價如何？和您這一代人比，他們的優勢和不足在什么地方？

　　倪光南：和老一輩的人比，現在年輕人不夠踏實，都希望快出成果。老一輩的人能夠很多年做一件事情。現在社會上的誘惑更多，年輕人很難靜下心來。

　　現在的人才也有優點，就是思想很開放，容易接受新的事物。我也在向年輕人學，經常和年輕人一起工作，學習接受新事物。

　　中國青年報：最后，請您對《中國青年報》的青年讀者說幾句話。

　　倪光南：我們生活在一個很幸福的時代，應該抓緊時間，努力學習，好好工作。(黃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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