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在與網民對話時,提出了“網絡民主”的概念。這是否就是“網絡民主”的原版,未經考證,不得而知。

　　互聯網的發明無疑是當代世界最具革命性的事件。互聯網的應用,對于人類社會的進步,具有全方位的促進作用。2003年12月召開的、由全球175個國家參加的信息社會世界高峰會議日內瓦階段會議通過的《原則宣言》,宣告了“建設一個以人為本、具有包容性和面向發展的信息社會的共同愿望和承諾”。《原則宣言》稱,“在此信息社會中,人人可以創造、獲取、使用和分享信息和知識,使個人、社區和各國人民均能充分發揮各自的潛力,促進實現可持續發展并提高生活質量。”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網絡對于轉型中的中國,對于促進我國民主制度的形成與健全,也具有獨特的建設作用。

　　網絡世界的開放性,保證了所有信息源的充分涌流。民主機制的土壤是開放與陽光；信息封鎖、暗箱操作,是民主的天敵。在開放度較高的虛擬世界里,正是網民們對黑磚窯事件的強力“灌水”,才使眾多的山西窯奴得到解救；正是網民們對“最牛釘子戶”事件的強力“發帖”,才為《物權法》的出臺與實施創立了第一個成功案例。沒有網絡,這些問題也許最終也會解決,然而,誰也無法預計,那會需要多么漫長的時間,那要付出多么沉重的代價。網絡的運行,信息的開放,無疑是對一些喜歡乾綱獨斷的官員,形成了挑戰,構成了威脅,于是,一些官員屢屢對網絡進行發難,以至于某地的宣傳部長竟然懷念起沒有互聯網的時代。

　　網絡世界的平等性,保證了所有社會成員的廣泛參與。《原則宣言》指出:“每個人都有自由發表意見和自由言論的權利”,“任何人都不應被排除在信息社會所帶來的福祉之外”。這一原則強調的正是網絡世界的平等性。公民分工可以有士農工商,公民權利卻沒有“含權量”的不同。在這點上,網絡空間與民主機制有著十分深刻的一致性。在網絡空間里,公侯伯子男,省市縣鄉村,軍師旅團營,都沒有意義。在傳統媒體上,某級領導可以上報紙頭條,某級官員可以出鏡幾秒,某級官員可以作“重要講話”,如同在報紙雜志上搭起“金鑾殿”,在廣播電視中示范“等級學”。而虛擬世界就不同了,你可以對“國王”開展批評,你可以對“青蛙”進行贊美；沒有人知道你是海參鮑魚,沒有人知道你是蘿卜白菜；沒有人知道你是市長而大唱贊歌,沒有人知道你是盲流而加以歧視。你可以在網上起一個或長或短、或中或洋的網名,但你的身份只有一個,那就是“網民”；你的“檔案”也只有QQ,一組符號而已。正因這樣一種身份平等的民主機制,往往有一些貌似神圣的高頭講章放到網絡上遭到嘲弄,往往有一些名不見經傳的菜鳥網文傳遍世界。蓋網絡之上,只有民意的“研討會”,而沒有官員的“主席臺”。

　　網絡世界的互動性,保證了各種信息的即時傳輸。民主機制的一個特征,就是其參與、互動和交流。通過平等議政,通過質疑問難等途徑,以體現公民的意志,以行使公民的權利。互聯網發明者的重大貢獻,不僅將這項技術賦予了人文元素和平民精神,而且還為人文元素和平民精神的物化與實現,提供了操作與實踐的手段與途徑。所有的網民可以對任何即發的事件表達意見(網語為“灌水”),所有的網民可以對任何事件發表看法(網語為“回帖”),所有的網民可以對公權力的行使提出意見、建議或批評(網語稱“拍磚”)。網絡信息的即時傳輸功能,無異于在公民與公民、公民與政府之間建立了即時對話與現場辦公的機制。這與現實生活中一份文章要蓋數百枚公章備案,一份報告要經數十個部門審批的現象,優劣立見,快慢迥異。現實社會,野有遺賢；網絡世界,藏龍臥虎。網絡世界不僅保障公民參與,網絡世界而且不乏專家問政。正是由于網絡空間這種信息的互動性與交流的即時性,才進一步促進了政府決策的科學性與民主性。正是由于網民與政府的互動,廈門PX項目才得以實現平穩落地；正是海內外網民的同仇敵愾,才保證了奧運圣火在境外最終排除干擾順利傳遞。

　　網絡世界的匿名性,保證了所有參與者的免于恐懼。而免于恐懼作為一項基本人權,正是聯合國人權宣言的基本內容。在傳統媒體上,發表一篇文章如當年的《海瑞罷官》,可能成為“惡攻”的鐵證,刊登一幅照片如前不久的“通州事件”,可能成為辭退的理由。但在互聯網世界,則沒有這個問題。然而,現在沒有此問題,不等于將來也沒有；網民不希望出現此問題,不等于官員也不希望。前一時期先后出現的彭水詩案、五河教案、稷水文案、孟縣書案、高唐網案、西豐警案等等,都在說明強化網絡“嚴管理”的動機正在與日俱增。其實,網民發的帖子,正像不同的雞下了不同的蛋。如果認為這只蛋是好蛋,取之可矣；如果認為是臭蛋,棄之可矣,何必非要找那只下了臭蛋的雞?應當相信,在任何環境中,蓄意下“壞蛋”,執意下“臭蛋”的雞,畢竟只是極少數,犯不著杯弓蛇影,草木皆兵。

　　網絡世界的低成本,消除了網絡接入者的經濟壁壘,為民主機制的建立提供了以最低消耗創造最大效益的基本途徑。互聯網的使用,體現了與國際社會的接軌。在現實生活中,凡是強調與國際接軌的項目,幾乎無一例外地都等于“收費”。然而,在網絡世界中,你不需要在某網站設立專司公關的“辦事處”,你不需要預備重金“跑部錢進”,你不用滿載特產打通上峰關節,你只須擁有一個QQ,你只須擁有一個郵箱。至于設備與投資,簡陋點兒的可以去網吧,奢侈點兒的可以擁有一臺電腦。網絡降低了人們的溝通、交流成本,從這一意義上講,它還是當今社會發展的助推器和潤滑劑。正是這種高效的、潤滑的社會功能,不僅在極大程度上克服了傳統體制內部的惰性與內耗,而且保證了網民在行使民主權利的同時,不必過多地顧慮經濟成本。

　　誠然,網絡世界也會出現種種弊端,比如網絡詐騙、網絡盜竊、網絡侵權、網絡販毒、網絡敵特,等等。然而,現實社會中此類事件都層出不窮,何況虛擬世界?畢竟由網絡構成的虛擬世界,也是現實社會的客觀反映。如何對待包括互聯網在內的這類原本屬于“舶來品”的新生事物,魯迅先生在幾十年前就曾提出告誡:“要進步或不退步,總須時時自出新裁,至少也必取材異域,倘若各種顧忌,各種小心,各種嘮叨,這么做即違了祖宗,那么做又像了夷狄,終生惴惴如在薄冰上,發抖尚且來不及,怎么會做出好東西來。”十全十美根本不存在,因噎廢食原來很愚蠢。

　　網絡民主不等于現實的民主,網絡的自由不等于媒體的自由。網絡民主的出現,是因為現實社會的言論空間相對逼仄。正如北京一位學者指出的:“中國當下的公眾參與存在一種網絡依賴癥,沒有哪個西方國家的互聯網承載了這么大的顯示民意的功能。”網絡民主的出現,不應當成為社會的常態,應當成為常態的是整個上層建筑和社會管理機構民主機制的建立。在現實世界的民主機制建立完善之前,將虛擬世界的網絡民主作為社會發展進步的推進器和潤滑劑,這只是公民意識萌芽階段的權宜之計。但愿這種權宜性的追求,能夠成為現實民主建構的“橋梁”,而不被當作影響既得利益的“不安定因素”。

　　網絡民主當然需要規范,一方面固然要納入法律軌道,另一方面也應當順應普世價值。正如汪洋同志所指出的,網絡民主要以保證人民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和監督權為宗旨,不能采用封閉的視野、僵化的思維和單純強制的管理方式。而在網民自身,則要認真探索網絡世界的自治規則、積極培育網絡世界的自律精神、努力提高網絡世界的自組織水平,只有這樣,才能切實構建充滿活力、和諧有序、建設性的網絡民主平臺。(安立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