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為維護國家利益或社會公共利益，實施必要的批評和監督，不應受到過多的詰難。

　　8月27日《信息時報》報道，針對網上的“人肉搜索”現象，日前，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朱志剛提出，“網上通緝”、 “人肉搜索”泄露公民姓名、家庭住址、個人電話等基本信息，是嚴重侵犯公民基本權益的行為，其造成的危害甚至比出售公民個人信息更為嚴重，因此建議將“人肉搜索”行為在刑法中予以規范。

　　從感情上講，筆者不同意用法律手段干預“人肉搜索”。畢竟，在“人肉搜索”剛出現時，很大程度上是作為一種實現正義的手段，也是一種公民行使監督權、批評權的手段，而被搜索的對象往往也曾惡意挑戰了人們的道德底線——如“虐貓人”、謾罵災區民眾的女孩等，網友對他們發出“網絡通緝”，正是出于內心不可抑制的正義訴求。

　　從理智上講，我們卻必須承認，“人肉搜索”正不斷被嚴重濫用，在不少情況下，它不是在發揮監督、批評作用，而是充斥著懷有個人目的的報復、造謠、辱罵和騷擾，嚴重侵犯了被搜索對象的人格尊嚴并影響了其正常生活。我國憲法第三十八條明確規定：“公民的人格尊嚴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對公民進行侮辱、誹謗和誣告陷害。”顯然，這里的“任何方法”就包括“人肉搜索”，而“人肉搜索”由于參與者眾且良莠不齊，有時更容易侵犯被搜索者的隱私權，甚至造成人格傷害。

　　但筆者以為，“人肉搜索”雖應規范，但在立法之初，首先要考慮如何避免“人肉搜索”的積極作用抵消。為此，有這樣幾個問題有待理清：第一，在我國現行法律中，誹謗罪、侮辱罪均屬自訴案件，即“民不告，官不究”，對“人肉搜索”中的侵犯隱私，也應遵循這一規定；第二，如有被搜索對象起訴，其追究對象只能是最初發布者；第三，在為這類案件量刑時，法官應有較大的自由裁量權，如有證據表明被搜索者確有道德劣跡或違法事實，法官應在一定程度上減免搜索者的法律責任，反之則可參照相關法律中誹謗罪、侮辱罪所列條款加重刑罰。

　　這樣做的原因是，我們致力于打造公民社會，而公民為維護國家利益或社會公共利益，實施必要的批評和監督，不應受到過多的詰難。當然，權利確實是有邊界的，由于網絡的傳播面廣大，通過網絡的誹謗造謠，往往比現實中的誹謗給受害人的傷害更大，因此，“人肉搜索”應通過法律予以規范。（高立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