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審議的刑法修正案(七)將規定：國家機關或者金融、電信、交通、教育、醫療等單位的工作人員，違反國家規定，將本單位在履行職責或者提供服務過程中獲得的公民個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給他人，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或者單處罰金。竊取、收買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獲取上述信息，情節嚴重的，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朱志剛提出，以上立法仍不足以打擊侵犯個人信息權利的行為，“人肉搜索”同樣嚴重侵犯公民基本權益，應當規定為犯罪。

　　個人信息保護要立法，這在世界上很多國家和地區都是通行的。歐盟于1995年制定了歐盟數據保護指令。所有歐盟國家(新近入盟10國除外)均已完成了新一輪的個人信息保護立法或者修法工作。但對個人信息的保護不能絕對化，而應當兼顧“權利保護”與“自由流通”之間的和諧與平衡。歐盟的“數據保護指令”要求各成員國“必須在遵守隱私的基本價值和尊重信息在國家間自由流動兩者之間達至平衡”。

　　網上“人肉搜索”的本質是對已經公開的個人信息的整理與再傳播。對于侵入他人電腦獲得不公開信息的，則已經有相應的非法侵入計算機信息系統罪進行規制。個人信息更大程度的公開，這是信息社會的大背景下，作為社會成員的個人享受發達的信息帶來的便捷、充分了解他人和社會的信息的情況下，不得不作出的犧牲。

　　在一個開放的社會，對一個普通公民能夠公開的信息，就相當于能夠通過媒體向所有人開放。美國曾經有過類似案例：警察可以從任何公司獲取電話號碼而不認為損害了個人隱私。因為任何人的電話號碼是會向普通人打出的，普通人不能假設為替你的電話號碼保密。同理，將一個人的電話提供給任何人甚至于在媒體公開，也只是道德問題，而不違法。

　　對“人肉搜索”持寬容的態度，還在于對其進行限制有可能侵犯言論自由。現代社會言論自由的形式很多，包括專業媒體和個人發言的“自媒體”形式。言論自由不僅針對政府，也包括發表對社會和他人的意見，這就要求先了解、公開他人有關信息。如對社會某些不良道德和風氣批評，就可通過“人肉搜索”了解其個人信息。

　　著名信息法學者周漢華教授認為，“個人已經公開的信息還具有"戰略性資源"的作用，其自由流動具有重要的基礎性意義。如果對個人信息的保護走入極端，勢必使每一個人都成為一座座"信息孤島"，全社會成為一盤散沙。”

　　我國刑法修正案可能新增加的兩個罪名，并不是針對“人肉搜索”，而是針對國家機關或者其他單位的工作人員出售或者非法提供在履行職責過程中獲得的信息、其他人非法獲取上述信息兩類。這與“人肉搜索”有很大的不同：一是上述單位人員事實上依照法律、規章或者習慣對個人信息有保密義務，泄密行為違背了誠信和職業道德，而且有濫用職權之嫌；二是涉及的個人信息內容存在隱私的可能性較大，但甄別哪些是隱私又極其困難；三是容易大批量泄露個人信息，危害后果相對嚴重。但即便如此，上述行為的整體危害性在犯罪行為中也是較小的，將最高刑定為三年，與侵犯類似權利的“侵犯通信自由罪”最高刑為一年相比，處罰過重。

　　刑法不是萬能的，刑法是一把雙刃劍，既可以打擊危害社會的行為，也可能侵犯個人自由而導致在價值多元的社會里顧此失彼。因此，出入人罪之事當特別慎重。如黑社會犯罪，如果入罪的標準過低，就容易侵犯結社自由；政治性犯罪入罪的標準過低，容易侵犯政治權利。動輒用入罪的方法打擊那些有一定社會危害性的行為，顯然誤解了刑法作為社會秩序最后一道屏障的作用，這讓我們想起了古代的“棄灰于市罪”和1997年以前曾經有過的“流氓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