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一位馬姓員工告訴記者：“每天十來個小時的工作是很枯燥、很單調的，而且工作紀律很嚴格，如果隨便和同事說話就會被上司批評，嚴重的可能還會被記過，所以我們心里有事情一般也不會去找上級主管談。”

　　這一系列的悲劇還表明，許多企業(yè)的管理模式和企業(yè)文化無法真正滿足員工、特別是新生代外來工多方面的新需求，因此也無法真正解決他們所面臨的問題，特別是心理問題和精神情感困惑。

　　“一些非正常事件其實早有先兆，一個跳樓女工因為老鄉(xiāng)朋友調到其他園區(qū)工作，已在宿舍哭了兩天，但其他室友和朋友沒及時把這情況反映給公司。”劉坤承認企業(yè)對員工的人文關懷不足，“集團的通報體制不夠完善，沒能在員工有異常狀況的時候將悲劇阻止在萌芽狀態(tài)。”

　　深圳市總工會副主席王同信說：“現(xiàn)在的員工主要是‘80后’和‘90后’，他們文化程度更高、更加追求自身個性發(fā)展，有很強的維權意識。如果企業(yè)還只是過去以嚴格管理為主的做法，就必然出現(xiàn)問題。企業(yè)不僅要在物質上保障員工的權益，還要在精神層面體現(xiàn)對員工的人文關懷。”

　　富士康的一些行政管理人員強調，他們正采取措施改善員工管理與溝通機制，如建立熱線通報和心理輔導機制、加強網絡文化建設、增加文體資源投入、加強信息溝通與分享等。然而，單憑企業(yè)的檢討和努力未必能順利解決中國新生代打工者的精神困惑。

　　富士康衛(wèi)生部部長芮新明說，富士康僅在深圳就有42萬名員工，他們來自不同地區(qū)，其中85%以上是“80后”和“90后”的年輕一代。“12年前到深圳富士康工作時，園區(qū)不足現(xiàn)在的五分之一，員工不足5萬人，但每年數(shù)萬人的增長速度使這里迅速成為世界上人數(shù)最多的工廠之一。富士康管理的不像是一個企業(yè)，而像一個縣城。”

　　“新生代外來工的精神困惑并非富士康的獨有病癥。”深圳社科院院長樂正認為，在珠三角、長三角一帶，擁有幾萬、十幾萬、數(shù)十萬員工的“代工”企業(yè)并不少見，這些企業(yè)為了追逐利潤需要越來越多的員工，但卻無法滿足員工日益增長的社會需求，也無法解決他們的精神困惑。

　　劉開明也認為，富士康所面臨的問題正是“轉型中國”問題的縮影，數(shù)十萬人口遷移，卻沒有相應的社會管理機制配套，戶籍制度、城鄉(xiāng)二元結構等障礙仍把外來打工者們遠遠地擋在了城市之外。“富士康‘跳樓’事件折射出中國經濟、社會轉型中面臨的一些迫切問題，外來打工者社會權益、生活權益的欠債已到了不得不還的時候”。   記者 車曉蕙　詹奕嘉　彭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