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提請浙江省人大審議的《浙江省信息化促進條例(草案)》第39條對“網上公開個人信息”特別做了規定：“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在網絡與信息系統擅自發布、傳播、刪除、修改信息權利人的相關信息。”對此，報道認為這是對近來備受爭議的惡意“人肉搜索”行為立法。

　　禁止人肉搜索的法令最不少見，至少去年就有徐州與寧夏等地公開禁止。禁止自然有禁止的理由，個人信息權益與隱私權也確實是法律應當保護的內容。然而，對于禁止人肉搜索這事兒，網友們卻并不買賬，近來多項網絡調查表明，大多數網民反對禁止人肉搜索。

　　其實，我們不妨客觀公允地對待“人肉搜索”，給其劃定邊界，讓其接受正當性的考問。簡單地說，只要“人肉搜索”有利于維護公共利益就應得到鼓勵和支持，否則，就應受到限制。這不是什么難事兒。

　　-追問

　　別把孩子和臟水一起倒掉

　　我國多地擬立法禁止人肉搜索指向的應是“人肉搜索”的負面效應。“人肉搜索”由于其具有搜索主體的不確定性和搜索對象的隨意性等特點，容易誤導公眾，出現侵犯公民合法權益等不良后果，如道德主義泛化和公共理性喪失。泛道德主義的網民往往懷著良好的動機突破道德底線，義正詞嚴地充當道德判官，沒有嚴格的程序，也不需要確鑿的證據，當事人的權益毫無保障。這種非理性的行為引起的詬病是可以想象的。并且，“人肉搜索”無度的披露、指責、謾罵，無異于以一種違法甚至犯罪的方式來對付另一種不法，實質上是公民言論自由權利的濫用。從這個意義上說，立法限制并無不妥。

　　但是，我們要看到，“人肉搜索”與監督渠道不暢有關。與傳統媒體相比，網絡輿論的公共論壇確實是復雜的，但在嘈雜中，往往傳遞著較為真實的底層聲音。公權力不僅僅要保護大多數人利益，少數人的權益也要得到法律的保障。法治政府是保障公民的基本權利與自由，法治的精髓是用法律規范政府的行為，監督政府不超越職權，不濫用職權。眾多網絡話語平臺的建立，使公民表達意見的門檻與成本降低，通過一人提問，八方回應，通過網絡社區集合廣大網民的力量，追查某些事情或人物的真相與隱私，并把這些細節曝光。人肉搜索從一定意義上推動了監督體系的完善，“周久耕事件”就是說明。

　　也就是說，“人肉搜索“具有相當的正面效應，一是可以成為輿論監督的利器。二是社會進步的助推器。三是不良情緒的宣泄渠道等。因此，單一的立法限制并非最優選擇，尤其是在當下的社會環境中。

　　因此，可以給“人肉搜索”劃定邊界，讓其接受正當性的考問。簡單地說，只要“人肉搜索”有利于維護公共利益就應得到鼓勵和支持，否則，就應受到限制。道理很簡單：我們總不能在潑臟水時，把“孩子和臟水一起倒掉”吧？朱四倍

　　-質疑

　　疑似權力自我保護

　　有些事情，國家頒布法規或政策后，地方上并不積極，比如歷次的樓市調控政策；而有些事情，國家層面沒有態度，地方上卻積極得很。禁止“人肉搜索”成為地方立法的一個趨勢，顯示著這種“地方積極”。

　　當然，地方擁有一定的立法權，只要程序合法，也無可非議。問題是，某些選擇性色彩較濃的“積極”，其權益主張的傾向性有些露骨，不能不叫人質疑和憂慮。“人肉搜索”曝光他人隱私的行為，確有消極的一面，然而它又是輿論監督的有效手段，一直以來所以說它是一把“雙刃劍”，就因為其兼具了積極與消極兩種功能。公民隱私被曝光于網上，這對公民個人合法權益和社會秩序來說，性質是消極的；但是“人肉搜索”若能夠有效地監督官員不明財產及生活劣跡等涉嫌違法違紀線索，最終揪出了腐敗分子，那么它就符合社會公共利益，性質就是積極的。

　　禁止“人肉搜索”，說白了，實質就是權力的拒絕監督與自我保護。馬滌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