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初的華強北人頭攢動。

　　華強北位于深圳福田區，擁有規模在1萬平方米以上的電子通訊市場35家，日均人流量達40到50萬人次，年銷售總額超過300億元，是中國最大的手機集散地，也是“山寨手機”的主要集散地。

　　與此同時，“山寨”現象也正不斷蔓延：從MP3到MP4、電視機、筆記本甚至汽車，都開始出現“山寨”的身影。分析人士認為，這可能成為最終阻礙中國民族產業創新力迸發的潛在隱患。對有關部門和企業家而言，如何采取合適的路徑變“山寨軍”為“正規軍”已成為迫在眉睫的問題。

　　為此，本報記者日前趕赴深圳“山寨”基地，試圖尋找答案。

　　小學畢業就能做手機

　　有人說，深圳是“山寨機”的天堂。這里，流傳著諸多以“山寨”發家的“創富”神話；這里，不僅生產商、銷售商云集，產品更是五花八門令人目不暇接。

　　“山寨機”之所以能夠在深圳繁榮昌盛，行業門檻的降低與產業鏈的極度細分是重要基礎。2005年，手機生產領域經歷一次重大“革命”，臺灣聯發科技公司推出單芯片(MTK)解決方案，把需要幾十人、一年多才能完成的手機主板、軟件集成到一起。

　　“過去生產手機投入過億元，‘山寨廠’根本做不了。聯發科的這種芯片讓手機生產沒有了門檻。現在的情況是，小學畢業就能做手機了。” 在深圳擁有一家“山寨工廠”的孫云說。

　　MTK不僅破除了手機生產的技術壁壘，還將手機的研發時間，從原來的6-8個月，縮短到了50-60天，極大地降低了生產成本，每部手機單機成本只需200-600元。

　　“在這里，整個手機產業的分工十分細致。從研發到銷售各個環節都有專人分工。不夸張地說，連個螺絲、電阻也會有專廠制造。” 孫云說，在深圳，數千家手機相關廠商在主板、外觀、包裝和銷售各個環節各有所長。手機廠商只需要把芯片和相關配件采購回來，就可以組裝出一款手機。

　　這種門檻的破除讓“山寨產業”在深圳如花怒放。“開一個加工廠，幾十萬元就可以！小作坊在家里生產也行，買一些配件回去湊，手工就做出了，一天可以做幾百臺。”孫云告訴記者說。

　　“手機有幾十個部件，包括液晶屏、耳機、電池、充電器、手寫筆甚至攝像頭鏡片、防塵網等等，都有專業廠家在做。” 孫云說，在這種專業分工的格局下，真正生產手機的“制造商”可能只有幾個業務人員，一間辦公室，原料來自采購，加工也是交給專業的“代工廠”。當然，也有一些公司擁有自己的“研發團隊”，主要負責主板設計、功能設計、外觀設計、組裝等工作。

　　違法的只有極少幾個環節

　　“深圳周邊雖然是‘山寨手機’的主要產地，但在生產的環節，很難找到一家違法企業。”姚雪雄這樣說。這句話涉及了“山寨手機”行業繁榮的因由與“久剿未平”的根本。

　　“大多數企業都是合法生產企業。可能這個企業為‘山寨機’甚至其中的‘高仿機’生產配件，但這個企業的行為是合法行為。”深圳市福田區工商部門的稽查人員說。

　　產業鏈的細分令有關方面的打擊有點無從下手。由于手機生產涉及數道工序、數十個部件，在深圳，跟“山寨機”相關的中小企業有數萬家，而相關從業人員，據業內稱至少有幾十萬人。這條鏈條囊括了組成一部手機的所有環節，從方案設計、軟件開發、模具制作、主板配件的供應、裝配加工、印刷包裝、到營銷推廣、物流配送、售后服務等。

　　“很長一根鏈條，一直是白的，到了生產的末端突然變得發灰甚至有些發黑。產業鏈上，構成違法的只有極少幾個環節。” 上述稽查人員說。

　　在華強北的一些數碼城，一度曾經出現過“店鋪一開門，工商就上門”的局面。但即便是這樣的力度，對“山寨機”中的“高仿機”也無法構成有效威脅。在華強北，只要花500-1000元，就可以購買到各種不同的“蘋果”、“諾基亞N95”、“摩托A1200”、“三星伯爵”等手機。

　　“‘高仿機’的生產也是細分的。” 華強北的手機經銷商陳平告訴記者說。在深圳，有一些開發模具的企業專門生產暢銷機型的零部件“公模”。“高仿機”生產商只要委托不同工廠加工，加以簡單拼裝，刻上“LOGO”，就可以生產出各種翻版的“名牌手機”。

　　“高仿機” 刻“LOGO”，也是一道分工，業內稱為“刻字”。在華強北一家數碼城，記者找到了一家專業“刻字”的工作間，工作人員對記者說，他們的價錢是4毛一部，如果有數百臺，可以優惠到3毛一部。

　　“只能在拼裝、刻‘LOGO’等個別環節能夠進行打擊。由于生產過程中的違法環節短，在銷售環節往往又只能查到幾部樣機，所以打擊起來很難。”深圳市工商局福田分局經濟檢查科的姚雪雄說。

　　懲處力度與巨大收益不相匹配

　　除了產業鏈細分帶來的打擊難外，“山寨機”久剿未平的另一個原因在于大多數“山寨機”游走于灰色地帶，生產銷售者可能受到的懲處與其獲得的巨大收益不相匹配。

　　“一款‘山寨機’銷售到幾萬臺，就非常成功了，意味著起碼能賺上幾百萬元。”陳平說。

　　孫云告訴記者，做“山寨機”，首先要到手機研發公司購買設計方案，然后到模具廠去開塑料模具，第三步是將所有模具送至OEM代工廠委托加工，生產出各個主機的零售件，最后再加上屏幕、充電器、攝像頭、鍵盤、光盤等進行組裝。

　　他告訴記者，根據零部件材質的不同，一臺“山寨機”的成本也就在一百多元至三、四百元之間，生產商賺百分之幾十至百分之百的利潤，代理商賺幾十元，零售商再賺取一、兩百元，這臺“山寨機”到了市場上的價格也就只有400-1000元，競爭力還是相當強的。

　　與豐厚的利潤與高度轉動的資金流相比，大部分“山寨機”的生產銷售商按當前法規所可能面臨的懲處相當微不足道。

　　“以‘山寨機’中最多的‘三碼機’為例。‘三碼機’是什么？就是沒有經過入網檢測，沒有全國、全省的‘三包’服務。這類手機大部分不標或胡亂標個牌子、生產地址，算得上‘三無產品’。但按有關規定來處理，罰款也就在500-1萬元之間。”姚雪雄說。

　　有意思的是，在深圳，生產“三碼機”的企業往往就是生產同型號“五碼機”(往往是貼牌生產，是合法行為)的企業。在推陳出新的激烈競爭中，一些企業為爭取時間，沒有經過入網檢測就把沒有標識的機器投入到市場中，爾后才推“五碼機”。

　　“只要交納費用，委托貼牌的企業默許廠商‘三碼’、‘五碼’并推。”陳平說。他告訴記者，在深圳，有個別企業的“創牌”甚至僅僅就是為了“賣牌”。而這一局面則令有關職能部門的執法更為艱難。

　　“現在的情況是，‘灰兔’要比‘白兔’多，‘山寨機’越打擊越多。”孫云認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