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應對近年來愈演愈烈的商業賄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日前聯合發布了《關于辦理商業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意見》聲稱是“針對當前辦理商業賄賂刑事案件面臨的新情況、新問題進一步明確了法律適用依據”。事實上，不論是醫生、教師等非國家工作人員成為商業賄賂犯罪的主體資格，還是可以用金錢計算數額的財產性利益被劃入商業賄賂犯罪中的“財物”，在2006年的刑法修正案(六)中都已經得到明確。

　　從“兩高”所擁有的司法解釋權限來看，《意見》也只能是對現行法律的“釋法”，而不能超越法律去自創新法。引發輿論關注的“醫生、教師吃回扣以受賄罪論處”，并非從《意見》頒行開始才作如此認定。這實則只是對刑法相關規定的文理解釋。與此相比，《意見》第2條將刑法第163條、第164條規定的“其他單位”，具體列舉為“既包括事業單位、社會團體、村民委員會、居民委員會、村民小組等常設性的組織，也包括為組織體育賽事、文藝演出或者其他正當活動而成立的組委會、籌委會、工程承包隊等非常設性的組織”，對司法實踐的指導意義更強。只是這一條款也存在著與其他司法解釋同樣的痼疾，那就是“司法解釋不解釋”。作為司法解釋的《意見》在內容上只有判斷，而沒有推理，沒有論證，也沒有說明。如果司法機關在適法上應作解釋中的如此認定是不言自明的，那么出臺這些“司法解釋”又有何意義呢？如果司法解釋所關注的內容本身就是富有爭議的，“不解釋的司法解釋”在頒行之后也不可能很好地彌合爭議，相反，倒常常引來一些不必要的猜度。

　　我們或許還可以換一個角度來看《意見》的出臺。在我們這個制定法國家，法官及檢察官的司法行為，都必須“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意見》及其他眾多司法解釋的作用其實只是充當一份“法律適用輔導手冊”而已。法官或檢察官在辦理商業賄賂案件時，仍然要依據刑法、刑事訴訟法等法律———而不是依據《意見》來作出判決。所以，對法條已有透徹理解的高水平的司法官，是無需這些“法律適用輔導手冊”的。只有那些看了法條也不知所云，無法理解立法宗旨的低水平的司法官，才格外期待最高司法機關下發具體而細致的種種《意見》。為什么最高司法機關近年來頻頻下發司法解釋，這其中既有社會發展迅速，法的解釋也理應因時而變的因素，更有司法官大眾化的現實背景。盡管國家司法統一考試已推行6年，司法官在精英化和職業化方面已有了長足的進展，但就全國范圍來看，長期以來的大眾化傾向并未得到根本扭轉，仍有不少低水平的司法官無法適應日益精密與繁復的司法體制。

　　從司法精英化的趨勢來看，因司法非精英化而催生出的種種“司法解釋”也必將因為精英化的逐步實現，而日漸減少。對“兩高”而言，也應更謹慎地運用司法解釋權，防止基層司法官員形成“司法解釋依賴癥”。即便必須為之的“解釋”，也應著重于“解釋”本身而不是著眼于給出一個簡單的認定。換言之，司法解釋應著力于傳授司法官以“解釋法律”和“適用法律”的司法技藝，而不是培養司法官唯司法解釋辦案的依賴心理。

　　以媒體刻意渲染的“醫生、教師吃回扣以受賄罪論處”為例，難道沒有“兩高”的這份《意見》，基層司法官員就不知道如何依法辦理醫生、教師受賄案了？！ (王琳 作者單位:海南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