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是精神病人,約有100萬散落全省,安全隱患很大,亟待救治

　　-有的可能不是精神病人,卻因各種利益糾紛被送進精神病院,毫無辦法

　　-治病救人的精神病院,卻面臨著生存考驗與被“妖魔化”的窘境

　　“就是在這里,陳建安把親生哥哥殺死了!”

　　說起年初村里發生的命案,惠東縣稔山鎮長排村的村民仍然感到毛骨悚然!

　　因看電視時發生口角,陳建安一怒之下起了歹念。

　　那是一把長長的刀,陳建安狠狠地刺向了平素待他不薄的哥哥陳桃桂,然后嘴里不停地念叨著,“我把他殺死了……”揚長而去。

　　被抓后,陳建安經司法鑒定患有精神分裂癥,警方只能依法放人。

　　陳建安將要放出來的消息傳到村里,村民不干了。一群人到村委會“散步”,堅決要求把陳關進精神病院,“他連親生哥哥都敢殺,還有什么做不出來的?!”

　　“我希望他一輩子都不要從精神病院出來!”這狠話,出自陳建安的親弟弟陳桃永之口。他已被哥哥的事折磨得筋疲力盡,只希望噩夢快點結束。

　　“散步”的結果是,村鎮各出3000塊錢,從拘留所直接把陳建安送進了精神病院。

　　但讓村民擔憂的是,6000塊錢最多能住院三個月,之后怎么辦?

　　難道還讓陳建安回來?

　　想回家的精神病人

　　6月2日,在惠州市第二人民醫院,記者見到了陳建安。

　　住院部二樓男二區,一間布滿鐵柵欄的7人病房里,陳建安的腳踝被鐵鏈鎖著,坐在床前。平頭短發,身材中等而壯實,眼神呆滯。

　　當得知弟弟要來看他,情緒稍顯激動。他向記者要來筆和紙,要求寫明家中地址。

　　字體歪歪斜斜,凌亂且邏輯不清,甚至將名字誤寫為了“李建按”。

　　而在落款處,“回家。哥哥。”這幾個字卻真切地道出了他目前最大的愿望。

　　11時左右,弟弟陳桃永出現,壓抑已久的陳建安情緒達到頂點。

　　他甚至忘了腳上仍戴著鐵鏈,站起身就要往窗口走。實在走不動了,他一屁股蹲在木板床上,嚎啕大哭。

　　“我要回家,我要回家。”陳建安的哭聲撕心裂肺。

　　醫生黃群明走了過來,當了解親人探視的實情后,他做了同意的手勢。

　　這一舉動,讓陳建安仿佛受到莫大恩惠一般,單腿跪床,雙手深深作揖,以示感謝。

　　“你病情還沒好,不能回家,等病好了再回去。”

　　弟弟的一句話,如同給陳建安潑了一頭冷水,幾乎是一瞬間,陳建安恢復麻木狀態。

　　“比以前更嚴重了。”忍住傷心和悲痛,陳桃永壓低聲音說。“以前他會寫名字,現在陳建安三個字中,只寫對一個。”

　　醫生黃群明也證實,陳建安的病情并沒有實質性好轉,“情緒很不穩定,晚上經常不睡覺”。

　　誰來治病?

　　在采訪中,無論是村民、村委會,還是政府的有關負責人,都不知道有沒有適當的救助途徑來送陳建安到精神病院治療。也不知道這筆錢該由誰來出。

　　稔山鎮民政辦的范主任甚至這樣反問,“換上你,你說怎么辦?”

　　實際上,當前農村精神病人救助還是有一定的途徑可循,只是很多人并不知道。

　　惠東縣殘聯副理事長張兆平介紹,目前他們將精神病人分為三類加以救助:

　　針對“三無”精神病人,即無勞動能力、無經濟收入、無法律贍養人的病人,可通過各級上報和核實后,由市、縣殘聯出錢,免費到醫院救治。不過,張兆平也承認,雖然可免費治療,但符合此類條件的人少之又少。

　　另外一種是針對貧困精神病人,采取市、縣和個人分別籌集資金,各自承擔三分之一醫療費的做法；基本上可給予一個療程(3個月)每月600元的補助。

　　對于癥狀較輕,只需要在家服藥的精神病人,經過批準可給予6個月50元/月的補貼。

　　值得一提的是,精神病治療在2008年底被納入新農合的報銷范疇,此前一直不是。

　　但據記者了解,實際上,很多精神病患者都沒有參加新農合,當然也無從報銷。

　　“在對精神病人的救助中,資金難仍是最大難題。”張兆平透露,“我們目前的資金來源,一部分為殘疾人就業保障金,每年有20萬；一部分為康復經費,每年有14萬元納入政府預算。”

　　張估算,僅針對精神病人,惠東每年至少需要100萬元以上,資金缺口很大。

　　除此之外,人們對精神病人不理解,也是一大難題。當得知長排村全體村民,甚至親弟弟都要求把陳建安永遠關在精神病院時,張兆平感嘆,“如果這樣,精神病人就成了被社會拋棄的群體。”

　　被“遺忘”的人群

　　其實,今年44歲的陳建安,并不是先天性的精神病患者,他小時候雖然脾氣不好,但還是很聰明的,他弟媳告訴記者,“很多別人干不了的精細活,他都能干好。”

　　但陳有一個要命的缺點是好賭,但總輸錢,后來他老婆一氣之下走了,然后他就更愛賭博,又總是輸錢,時間長了,村里人就發現他的精神有些不正常了。最明顯的證明就是,他開始拿著棍子打人。村里人也越來越不愿意理他。他愈發地孤獨、孤立著。

　　在這種惡性循環中,陳建安的精神狀態一天差過一天,但從未去看過病。

　　在陳桃永的帶領下,6月1日,記者來到陳建安家中。一張床,凌亂不堪,抬頭向上,屋頂因少了三塊磚頭而形成窟窿；一個小煤氣爐被安置在邊角內,用于起火的木柴被隨意亂丟在里屋內。除此之外,別無他物。

　　陳的鄰居告訴記者,陳建安平時就靠撿破爛維生。

　　幾年前,他弟弟陳桃永也曾經幫他申請過低保,但遞交表格后,就沒有了消息。記者在當地鎮政府采訪時得到的消息是,他們并沒有收到過申請。

　　令人擔憂的是,陳建安絕非孤例。在稔山鎮,甚至放眼整個廣東,精神病人傷人、殺人的案件屢屢出現,尤其是在農村。

　　而這些暴力行為一經媒體渲染,就很容易造成社會的誤解、恐慌。

　　這其中,影響最大的案件可能是2007年順德均安鎮一名患間歇性精神病的男子趁幼兒園放學之機,沖進幼兒園手持鐵扳手見人就砸,造成18名孩子及一名老師受傷一事。

　　一般情況下,發生命案,精神病人才會被引起重視,并得到特殊“關照”。而在命案前,鮮有人關注這個“危險”的群體。

　　張兆平透露,截至目前,惠東登記在冊的重型精神病人有2000多人。

　　“這只是粗線條的登記。而如果加上輕微的或疑似精神病患者,估計有4000多人。”

　　而在廣東全省,精神病人的數字是龐大的。

　　“目前廣東全省有精神障礙患者1500萬,約占全國的15%。其中約有10%的人是重性精神病患者,這是我們通常所說的精神病人。也就是說,實際上,廣東有150萬精神病人。”

　　省精神病研究所所長賈福軍透露,“這些病人中,真正到精神病院看病住院的人只占20%-30%,還有百萬精神病人壓根沒有得到過治療。”

　　“100萬精神病人散落在全省,安全隱患是很大的。”賈福軍對此非常擔憂。

　　被異化的“瘋人院”

　　要解決精神病人看病的問題,關鍵在于精神病院等治療體系的建設。但記者在調查中卻發現,一方面是大量的精神病人需要治療,另一方面,承擔治病救人神圣使命的精神病院,因為缺錢也在等待著“救治”。

　　值得關注的是,廣東居然出現了有七個地方沒有地市級精神病院的尷尬,也出現了“有個聽診器和血壓計就算不錯”的縣級精神病院,這與廣東在全國的經濟地位極不相稱。

　　忙于糊口

　　說起錢的事情,潮州紅山醫院院長陳英勇頗顯英雄氣短:“保持醫院的正常運轉每年至少需要200多萬元,就是堅持最低的工資標準,每年的缺口也至少要五六十萬元。”

　　“病人來了只能做一些常規檢查。我們這里沒有一臺價值上萬的儀器。”

　　陳英勇一見到記者,就搶著把自己的家底“曬”出來。他是一家地市級精神病院———潮州紅山醫院的院長。

　　“一臺兩百毫安的X光機,一臺搞計劃生育用的小型手提式B超機,快報廢了,還有一臺普通的心電圖機,其他的什么像樣的儀器都沒有。”陳抱怨,“我們的條件比一個基層的衛生院還要差很多!”

　　推開一扇門,刺鼻的霉味撲面迎來,記者看到了紅山醫院的這些“寶貝”散放在鋪滿灰塵的桌子上,負責的技術員想打開機器給記者看一下,遺憾的是根本打不開。

　　“都好幾個月沒有用了,也不好用!”

　　“儀器不好用,那怎么給病人看病?”

　　“只能做一些常規的檢查,病人主要還是靠藥物治療。”

　　儀器的缺失與落后或許還不是最嚴重的,讓陳英勇擔心的是,合格的醫生嚴重不足。

　　“我們整個醫院沒有一個副高以上職稱的醫生,也沒有一個從正規大學畢業。”陳英勇甚至自嘲說,他也是素質很低的人!

　　據陳介紹,紅山醫院一共有40個編制內員工,其中勉強有資質的醫生只有十來人。多數還是去參加短期培訓獲得資質的。

　　“原來我們還有司法鑒定的資格,現在連這樣的資格都沒有了。因為沒技術力量。”在陳看來,他們是沒有實力的精神病院。

　　為了節省經費,紅山醫院甚至還沒用上自來水,一直用的是自己打的井水。

　　陳把困難的原因歸結為醫院條件差,收入不高,所以沒醫生愿意來。

　　“在我們這里,一般的醫生一個月也就能拿到1000塊錢左右,好的也就1500塊左右。”

　　說起錢,陳頗顯英雄氣短:“就是堅持最低的工資標準,每年的缺口也至少要五六十萬。現在每年財政差額撥款大約有50萬。”

　　陳英勇透露,由于醫院地處欠發達地區,來自農村的精神病人比較多,拖欠醫療費現象比較嚴重。“我們醫院的呆壞賬已經有一百多萬,我看基本都要不回來了!”

　　“其實,紅山醫院在全省來看,已經算是中等偏上了,目前全省還有7個地級市甚至沒有專門的精神病醫院。”省精神病研究所所長賈福軍表示,這7個市分別是珠海、揭陽、云浮、陽江、河源、汕尾、清遠。

　　“地市級醫院尚且如此,縣級的精神病院條件就更差了。”賈福軍說,“能有個聽診器和血壓計就不錯了。”

　　這些醫院自身經濟創收能力非常差,而國家又沒真正把精神病院當做公益事業來辦,投入嚴重不足。賈認為,精神衛生事業不夠發達,與廣東在全國的地位非常不相稱。

　　“廣東獨立精神病治療機構有93家,全省分布狀況不均勻,發展也很不平衡。”

　　正常人住進“瘋人院”?

　　經媒體曝光,鄒宜均案和何錦榮案轟動全國。兩位當事人卻認為,瘋了的不是他們,而是沒有精神衛生立法約束的精神病人收治體制。

　　不僅僅是面臨著生存壓力,不少的精神病院還面臨著被“妖魔化”的困境。

　　一個可怕的情況是:每一個正常人,都隨時面臨著被別有用心者送進精神病院的可能。而且,你求助無門,你越說自己沒有精神病,你就越被認為有精神病。

　　深圳女子鄒宜均就認為,是與她有利益沖突的母親和哥哥把正常的她送進了白云心理醫院。三年前,“鄒宜均案”一經媒體報道,轟動全國并引發精神衛生立法話題。

　　當時的另一焦點人物,廣州千萬富翁何錦榮也認為自己被與她有利益糾紛的妻子送進了廣州市腦科醫院。

　　今年3月2日和11日,鄒宜均案和何錦榮案分別在廣州白云區法院和荔灣區法院開庭,被詬病多年的精神病院收治亂象再次引起媒體強烈關注。

　　此事也引起了一定程度的恐慌,公眾擔心,哪一天自己也有可能被送進精神病院。

　　鄒宜均與何錦榮都認為,是精神病院為了錢,才不顧職業道德,強制收治了他們。在商業利益的驅動下,被告醫院只對付款人負責,堅持“誰送來的,我們就對誰負責”,把收治的患者視作送治人與醫院之間合同的“標的物”。

　　他們認為,瘋了的不是他們,而是沒有精神衛生立法約束的精神病人收治體制。

　　賈福軍坦承,強制性住院,這樣一個習以為常的收治慣例,存在很多問題,因為醫院從來沒有被授予抓人的權力。醫院也無能力與責任去認定送治人與被送治人之間的利害關系。

　　“這確實給別有用心者留下了鉆空子的機會。這也是需要規范目前的精神病人送治程序的根本原因所在。”

　　但賈也認為,強制性住院還是有存在的必要,如何規范才是一個問題。“比如,是不是可以建立一種合理的糾錯體系,提供一定的綠色救助途徑等等。”(胡念飛 陳楓 余映濤 馬想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