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醫患關系緊張，但病人家屬通過法律途徑解決比例卻很低。由于維權成本高或不信任，大多數患方均不愿意選擇通過鑒定和法律途徑解決糾紛，而要求通過協商解決。在這種情形下，“醫鬧”逐漸涌現，甚至出現“職業醫鬧”脅迫院方滿足患者不合理要求的情況。引入第三方力量，設置仲裁機構調解醫患糾紛迫在眉睫。

　　佛山市相關部門昨日對政協委員成立仲裁調解委員會、破解醫療糾紛的建議作出回復表示，今年起，佛山將在全市全面推進醫療機構調解組織建設，推進醫療機構調解組織的建立，及時介入重大醫療糾紛調解，避免醫患關系進一步惡化。

　　現狀： 醫患矛盾糾結“醫鬧”橫行

　　政協委員陳丕升昨天表示，當前，醫患矛盾糾結。患者家屬往往不采取合法途徑解決糾紛，醫鬧現象日趨嚴重且很容易上升為群體事件，造成了社會不良影響，醫療糾紛的處理已成為困擾醫療機構、衛生行政部門和各級政府的一大難題。

　　首先，醫療鑒定費用貴、耗時長。醫療糾紛可以通過醫患雙方協商解決，但如果協商不成功，由于涉及責任問題，必須要進行醫療事故技術鑒定，但目前市醫學會人手不足及大量個案等待鑒定，導致鑒定等候時間過長，往往需要半年甚至一年，而且醫學會收取鑒定費用由去年的3500元升至8500元(已經過市物價局核準)，這對于患方尤其是外來人員來說，維權成本太高。

　　其次，法律途徑解決比例低。對醫療機構來說，他們更愿意通過法律途徑解決糾紛，這對醫療機構日常工作影響小。但對患方來說，同樣也存在費時費力的問題，患方極少采用法律途徑解決糾紛。

　　此外，“醫鬧”現象日益增多，危害極大。由于維權成本高或不信任，大多數患方均不愿意選擇通過鑒定和法律途徑解決糾紛，而要求協商解決。如果患方要價太高，或醫療機構自認沒有任何過錯不愿作出讓步，則糾紛容易陷入久拖不決的境地。在這種情況下，某些法律意識淡薄的患者或家屬常常轉而尋求他們認為維權成本低很多、“有效”的“醫鬧”手段，將事情鬧大，引起社會注意、政府重視，希望通過鬧事的方式來爭取自己利益的最大化。

　　建議：引入第三方力量 設置仲裁機構調解

　　針對長期以來醫患關系緊張的問題，陳丕升表示，在處理醫療糾紛難題時，應引入第三方力量調解。可由政府出臺相關政策文件，由司法部門牽頭，籌建區一級的專門機構，即區醫療糾紛仲裁調解委員會，職能是專門對醫療糾紛進行仲裁調解，為獨立中介組織，不隸屬于衛生、司法行政部門和醫療衛生單位，不受行政部門和其他組織的干預，有獨立的辦公場所，可以是非常設機構，人員隊伍由法學專家和醫學專家共同組成。

　　具體來說，發生醫療糾紛后，患者及其家屬與醫院協商解決不成功后，可向醫療糾紛仲裁調解委員會提出請求，由委員會組織醫學專家、法律界等人士及時對醫療事件進行醫學及司法方面的評議，提出專業意見和初步定性，再組織有關調解人員依據事件定性進行調解。專家進行評議和調解不收取醫患雙方費用，其辦公經費來源可考慮由醫院定期向政府財政部門繳付一定的費用，再由財政部門將費用撥付給醫療糾紛仲裁調解委員會。

　　回復：醫患糾紛調解組織今年起將在全市推廣

　　佛山市相關部門昨日對該提案作出回復表示，目前順德部醫療機構已試行成立人民調解委員會。該區共有醫院27家，已經成立調解組織26家，占96.3%，同時組建了區、鎮(街)兩級調解組織醫患糾紛調解小組，直接參與醫患糾紛的調處，化解醫患矛盾，維護社會和諧穩定。醫療機構調解組織的主要職能包括：調解醫院職工內部的矛盾糾紛，防止民間糾紛的激化；協助鎮(街)人民調解委員會調處醫患糾紛。

　　今年起，佛山將在全市全面推進醫療機構調解組織建設。首先，今年年內，將就建立醫療機構調解組織和開展醫患糾紛調解工作制定具體實施意見，積極推進醫療機構調解組織的建立，及時介入重大醫療糾紛調解，將司法調解、人民調解與行政調解有機結合，妥善處理醫療事故爭議。

　　同時，衛生部門將加強對醫療機構調解組織的工作指導。一是指導醫療機構調解組織按照“四落實”(組織、人員、制度、報酬)、“五有”(牌子、場所、設備、登記、統計)、“六統一”(標徽、印章、胸章、程序、制度、文書)及“六簿一冊”(調解申請書、糾紛登記表、調查筆錄、回訪記錄、調解協議書、花名冊)的標準要求進行規范化管理及建設；二是加強對調解人員的業務培訓，提高其調處重大、疑難復雜醫患糾紛的能力。

　　此外，還將爭取各級政府對醫患糾紛調解工作和醫療機構調解組織給予財政支持。(肖歡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