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網癮的機構中，應力名聲很大，她在兩個基地都當過“總督導”，熟悉治療網癮圈子里的所有模式，但是“導師”應力也一直處在爭議之中。

　　應力身材嬌小、妝容清淡、長發披肩、氣場柔軟，是個典型的上海女人。

　　年近五旬的她有三十歲女人的面孔，六十歲男人的閱歷，看盡人間冷暖之后，眼睛清澈明亮，神情困頓渾濁。

　　“基地”中成長的醫師

　　應力年輕時在政府機關當公務員，搞文字工作。接著，她在上海電影藝術學院當了七年大學老師，教藝術心理學。當老師期間，應力患上了抑郁癥，嚴重到一度想自殺。

　　“很多心理學大師都有過心理的創傷。我跟很多治療師的區別是，我有很多直接的、間接的體驗。我的心靈真正經歷過靈魂的深夜，我自己也很愿意體驗這種異度空間。”

　　2003年，抑郁癥治好后，應力在上海一家精神病院進行了兩個半月的“自我對話”，“非常痛苦，寫下的那些東西我現在看到都會流淚。所有學心理咨詢的人都一定進行過‘自我對話’。我有與生俱來的對人的熱愛。”應力解釋了自己何以從一名患者轉化為心理咨詢師的歷程。

　　從2004年開始，應力在上海的幾家心理咨詢機構以心理咨詢師的身份做兼職，對一些網癮孩子進行臨床治療。她說：“04年網絡成癮才剛剛開始嘛，那時候大家還不知道網癮是怎么回事呢。”

　　“應力這些年一直在流浪。”熟悉她的王斌說。2005年初陶然基地建成之前，得到陶然邀請，應力只身赴京，受聘于“軍區總醫院成癮醫學中心”，看了一年的門診，在第一線做網癮案例治療。

　　從心理咨詢治療到藥物理療的全過程，應力逐漸的都熟悉了，她成為這一行業中相當知名的人物。2005年8月，應力成為中國青少年網絡協會心理發展研究院院長。

　　“2006年，團中央就開始跟他們(陶然)合作了，搞了一個中國青少年心理成長基地，專門收治網絡成癮的孩子。”應力說，基地一成立，她就被網絡協會正式派駐陶然基地，擔任總督導。

　　四年中，她親眼見證了陶然基地的繁榮，也逐漸意識到“陶氏”治療網癮的弊端。

　　“吃藥吃一百年，網癮是吃不掉的！”應力說。“網癮是生理、心理、社會環境不良互動的結果。網癮絕不單純是疾病！”

　　2008年，應力從陶然的基地跳槽到了中國青少年心理化教育中心實踐基地(以下簡稱“實踐基地”)，仍然擔任總督導，主管基地心理咨詢師的培訓和網癮治療的臨床指導。“在陶然那里，是從治療出發，主要做個體、家庭、團體治療；現在這邊，把腦科學、心理學和教育學結合起來，更多的從預防的模式來看網癮。”

　　不管是在陶然的基地還是現在的心理化基地，她一直都是青少年網絡協會的人。

　　兩個“導師”的口水戰

　　跟陶然同是青少年網絡協會顧問的陶宏開，現在則同陶然水火不相容。他報料稱：“2006年8月，郝向宏派網絡協會心理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應力進駐陶然基地，當基地總督導。因為應力的加盟，還把原來的總督導楊瑩氣跑了。郝向宏與陶然有私下利益，三七分成。基地收入的50%上交醫院，50%三七分成。”

　　郝向宏回應說：“之前，網絡協會和陶然的基地確實簽過共同合作的意向書。陶然也確實給網絡協會提供過經費，在網絡協會搞的一些活動和《網癮報告》中，他都力所能及地提供了支持。但是現在協會跟陶然那邊已經沒有契約性的合作，只是工作上還是有一些配合。目前網絡協會是把心理化中心作為實踐基地。”

　　“這里頭特別亂，幾句話根本說不清。網絡協會本來就缺錢，他們跟陶然合作，陶然肯定會提供經費，這也是人之常情。”同處北京大興的戒網癮基地新動力陽光家園的網癮科主任王斌說。

　　應力直言陶宏開完全是在報復自己，她回憶稱2005年陶宏開想跟她合作辦一個素質教育學校。“我這個人比較踏實，他又沒有正規機構，我就沒答應。2006年，他在深圳主辦了個六天的班，我和金銳(網絡協會副秘書長)都過去了。頭三天我主講，孩子都好好的，第四天他一開口上課，三個孩子當場就跑掉了！后來我到了陶然那里，他就開始瘋狂地對我和陶然進行人身攻擊，把陶然都氣瘋了！”應力非常氣憤，“陶宏開這個人最愛出鏡，他跟我說過，‘人生最重要的是上媒體，其次才是事業。’”

　　跳槽，挖角，互相指責，理念上的不認同，利益上的分歧使最初的合作者們逐漸分道揚鑣。

　　目前在燕園博思心理咨詢中心擔任首席心理咨詢師的楊瑩在大學里的專業是哲學，2002年開始接觸網癮治療，她稱自己跟陶宏開合作挺多。她現在治療網癮孩子一般每小時收費1000元，每次的標準咨詢時間是兩小時。治療一個網癮孩子一般需要10次咨詢。

　　應力指稱：“楊瑩就是陶宏開派駐陶然基地的奸細。說楊瑩比我早到基地，真是可笑。她說孩子網絡成癮，是因為祖墳沒料理好，讓家長回去燒香！她還私自另外收費，因為這，陶然還被一個家長告上了法庭。楊瑩在基地待了一個月，就被陶然趕跑了。”

　　但是應力的說法在楊瑩那里另有一個版本，“ 2007年9月到12月，我在陶然基地當了三個月的總督導。因為我在，應力嫉妒地發狂，跟陶然拍桌子，說‘有我沒她，有她沒我’！陶然只好找到我說‘楊老師，你忍忍吧，她是團中央派來的。’我不想跟他們爭，就回到了燕園博思。”楊瑩說，“讓家長去拜祖墳這事確實有，我覺得中國傳統不能丟。”

　　身處網癮治療的江湖，名聲與醫術之爭讓從業者應力倍感疲憊。

　　“我真的太累了。”應力重重嘆氣。“作為心理治療從業人員，支持系統太弱，來自政府、民眾、家長的支持太少太少了。中國的心理治療市場太不成熟了。我現在就一直想，真的，不做了。我一個上海的南方女人，漂泊在外，有的時候真想放棄。我的父母、我的女兒、我所有的家人都問我，‘這么累，你到底圖什么？”(蘇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