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從表面上看，發生在深圳的“塵肺門”事件快要塵埃落定了。

　　最先維權的湖南耒陽導子鄉的190多名風鉆工人要么獲得了企業賠付，要么得到了政府“出于人道關懷”而給予的“善款”。近日，在輿論壓力下，來自湖南張家界桑植縣的110名風鉆工人也獲準接受職業病身體檢查，其中已有62人確認了勞動關系、16人進入工傷認定階段、16人正在接受勞動仲裁。

　　深圳市政府似乎打算以“耒陽模式”來解決“張家界問題”，但是，一些長期關注此事的高校師生和學者們卻在大聲疾呼，“悲劇還沒有結束！”

　　一個由北大、清華等高校師生組成的大學生塵肺病調查小組提供了這樣的一條邏輯鏈：1989年，耒陽導子鄉的徐瑞乃、徐瑞寶兄弟在深圳找到了一份最賺錢的活兒——給建筑工地的爆破工程打風鉆。通過老鄉帶老鄉的方式，耒陽籍工人壟斷了風鉆爆破工種。從1999年開始，陸續有人被查出塵肺病，僅導子鄉雙喜村11組，就先后有11人去世。于是，自2002年起，耒陽工人離開了深圳。張家界桑植縣工人隨即大批進駐，很快發展到300余人，再度壟斷了深圳的風鉆行業。到2009年下半年，隨著一些癥狀的出現，桑植人才真正意識到塵肺病的風險，此時已有3人先后因塵肺病死去。

　　一座城市崛起的背后，是一批又一批的工人倒下。參與調研的北大社會學系副教授盧暉臨憤然指出，其間傳遞的是“死亡接力棒”。

　　“50年后，我們回頭看這些事，會為生活在這個時代而感到羞愧。我們怎么能這樣對待這些工人？”這位被學生公認為“最溫文爾雅”的老師在談起深圳塵肺病工人的時候，語速極快，時不時地敲打著桌子。

　　這并非杞人憂天。隨著幾個月來154名張家界籍工人辭工維權，如今稀缺的風鉆爆破工在深圳的身價翻了一番，每個月能掙到七八千元。有跡象表明，一批來自四川的風鉆工人正在進駐這座城市。他們會不會接過下一棒？

　　縣域特征的“接力”

　　從大學生塵肺病調查小組的調研結果來看，盡管在從事風鉆行業的時間上有先有后，但耒陽和張家界工人遇到的困境是一脈相承的：當地經濟極不發達；患病工人基本都是中壯年、家庭負擔沉重；沒有人簽訂過勞動合同……他們所呈現的縣域特征也符合建筑業包工制的特點，因為風鉆工人掙錢多，所以都是老鄉帶老鄉，沒熟人根本進不來。

　　北大社會學系碩士研究生張慧鵬在調研中發現，最大的問題在于沒有人簽訂過勞動合同。“傳統鄉村的勞動關系，不需要文本，有道義和邏輯在限制。如果有人背約，在農村根本無法立足。”因此農民出來打工的時候，都是跟著“包工頭”老鄉干活。問題是，“包工頭”制度卻滋生于一個更大的體系中間，在這個體系中，資本的天性是追逐利益最大化。傳統鄉村的邏輯碰到一個掌控不了的外部世界，根本就無法維系。于是，為了趕進度，用工單位放棄注水防塵等保護措施；為了節約成本，好幾天才給工人更換一次口罩。不簽訂勞動合同，受益的只有資方，他們可以輕易地推卸責任，規避由此帶來的工傷、職業病等風險。

　　在深圳調研的過程中，張慧鵬悲傷地發現，在這座中國最南方的開放城市，勞動力都是從內地來的，用完一撥就被拋回去，換上另一撥。風鉆工人出來打工，為的是實現致富的夢想，最后卻走向一條死亡之路。

　　在耒陽被稱為“寡婦村”的雙喜村11組，大約有30來戶人家。其中11戶有男人死去，仍活著的10個打工者中，屬于塵肺病Ⅲ期的占了7個。

　　讓張慧鵬印象深刻的是一位叫王翠蘭的老人，5個兒子有4個已經死亡，僅存的一個兒子因為從事風鉆行業的時間不短，“多半也難逃一死”。老人的眼淚早已哭干。1998年10月22日，小兒子徐小伍病死時年僅25歲；2005年正月初八，二兒子徐新春也病死了；2007年農歷臘月二十四，湖南遭遇雪災，大兒子徐白春死于千里冰封的雪天，走的時候“又冷又痛，瘦得嚇人”。

　　自此塵肺病的陰影和死亡的恐懼籠罩著寧靜的小山村。耒陽人再也不去打風鉆了，給再多的錢也不去。

　　于是，張家界人接過了耒陽人的接力棒。目前，張家界桑植縣有300余人在深圳當風鉆工。他們開始的時間比較晚，所以病情還沒有耒陽人那么嚴重。張家界工人心里也清楚，耒陽的今天就是他們的明天。然而難以擺脫的貧困困擾著他們，他們是在和死神賽跑，希望能在有限的時間里，掙到盡可能多的錢養家糊口。

　　在調研中，張慧鵬發現，張家界工人面臨著更為惡劣的環境。老板們一方面仍然不肯為他們簽訂勞動合同，另一方面著手辭退那些表現出塵肺病癥狀的工人，同時更加注意銷毀證據。同時因為維權的人越來越多，他們也很難再像耒陽工人那樣輕易獲得政府部門的“人道關懷”。

　　即便如此，在高工資和僥幸心理的驅使下，仍然不斷地有人前來從事這項健康得不到保障的職業。死亡的接力棒，又開始了它新一輪的傳遞。

　　另一根接力棒

　　國慶60周年那天，由北大、清華等高校學生組成的方隊在天安門前接受著檢閱。與此同時，他們的一些同學正悄然來到湖南張家界桑植縣，進行風鉆工塵肺病調查。他們試圖通過這個個案來研究中國4000萬建筑工人面臨的共同困境，為此，他們傾注了強烈的情感。

　　盧暉臨時常告誡他的學生們，研究社會學的人通常像是在做“病理學報告”，總是討論創傷是什么機制造成的，怎樣預防和治療，一般很少用“外科手術”直接治病救人。但有時候，遭受創傷和痛苦的人就在你面前，你必須先直面這個傷口。

　　當調查組成員見到彭輝平時，他正蹲在石階上喘氣，手里握著半個蘋果，肩上搭著一條厚毛巾。“毛巾下的身體，瘦削得只剩骨架”。細心的學生發現，在屋子角落，放著一口棺材，用塑料布潦草地蓋著。棺材是剛做的，他的家人說，等過幾天刷完漆，不知什么時候就可以用了。

　　一個半月之后，彭輝平死了，躺在早已預備好的棺材里。他是最早一批到深圳打工的桑植人。那時的深圳，還沒有高樓林立，到處都是荒土、山坡和瓦房。此后地王大廈、賽格廣場、地鐵一號線……這些深圳的標志性建筑，都矗立在彭輝平這些風鉆工人打下的堅實地基上。只是，這些奠基者卻再也無緣分享這座城市今日的繁榮。

　　彭輝平死后，他的兩個女兒都輟學外出打工，家里的木頭房子也垮了。

　　25歲的王茂盛是大學生們的同齡人，卻已經出現了嚴重的塵肺病癥狀。7年的風鉆工經歷讓他確信自己得的是塵肺病，但是深圳市職防醫院不同意給他做職業病檢查，因此當學生們見到他時，他還沒有得到確切的診斷結果。“我找人看了片子，我現在應該是塵肺I期。”王茂盛甚至給自己推算過，從I期到II期大約5-8年，從II期到III期大約3-5年，III期以后人就沒命了。“我大概可以活到40歲。”

　　讓調研組成員印象深刻的還有那些天真可愛的孩子，他們臉上總是綻放著笑容，世界在他們眼里依然美好。這些參與調研的大學生們不忍心去想象，他們的未來又將是怎樣。家里的“頂梁柱”很快就要倒了，家鄉依舊貧窮，在不久的將來，他們還是要出去打工，會不會再次陷入因貧打工，打工又無法致富的怪圈？

　　張慧鵬在當天的調研日記里寫道：“這是另一根接力棒。”

　　別讓國家的肺衰竭、窒息

　　深圳塵肺病工人的遭際，被學者們看做是中國4000萬建筑工人面臨困境的縮影。

　　去年12月，北京城遭遇最寒冷的冬天，張慧鵬跟著導師盧暉臨在北京周邊地區的建筑工地做調研，發現工人們就住在工棚和簡易宿舍里，沒有暖氣。城里人“室內溫度不得低于16攝氏度”的取暖標準，與他們無關，這里就像“另一個世界”。他們吃的是饅頭和大白菜，卻只能喝到涼水，每天跟著太陽上下班。那些新建的房子外表很漂亮，背后是這些打工者的辛酸。盡管難有煽情的說辭，但他們還是能表達出這層意思：那種“城市由我們興建”的自豪感，有，但總是一閃而過。

　　不過，對于勞動條件，打工者自身并沒有太大的抱怨，他們大多是準備出來吃苦掙錢的。問題是，很多時候連工錢都拿不到。“你想不到吧，2004年溫總理幫民工討薪以后，欠薪問題還是很嚴重。”張慧鵬說。他們的調查組到過北京、廣州、武漢、沈陽、成都等地的建筑工地，“沒有碰到一個工地不拖欠工錢的，也沒有見到一份勞動合同”。

　　這就是在《勞動合同法》頒布實施兩周年后，中國4000萬建筑工人面臨的現狀。盧暉臨有時候也跟別的學者交流：“《資本論》上都看不到拖欠工資的問題，馬克思只記錄了當時英國工人一周發一次工資。因為拖欠工資不是當時的主要矛盾，馬克思關注的還是工人的工作條件。”

　　即使是如今張家界風鉆工維權時，一位接待他們的政府官員仍然這樣說道：“美國今天能這么發達，也是因為五六十年代犧牲了很多人的利益。你們的事是歷史遺留問題，是發展的必然代價。”

　　此番言論讓南京師范大學副教授程平源不禁要拍案而起。他曾在桑植縣親眼見到風鉆工人們的困苦處境。“這是誰的發展？又是誰的代價？”同樣比照美國，程平源研究其歷史上的廢奴運動和黑人民權運動后發現，黑人能夠獲得今天的地位，是因為有以林肯為代表的一批美國人，不能忍受犧牲一部分人的利益，讓另一部分人得到發展，也不能忍受一個社會存在不平等的兩種國民。如今，那些有良知的美國人仍在為存在那樣一個時代而不斷地反思和道歉。

　　“塵肺病工人的背后是4000萬建筑工人，同時他們也是數以億計的農民工命運的縮影。”盧暉臨說，美國《時代》周刊把“中國工人”列為2009年的年度人物，因為他們是這個國家經濟復蘇的動力來源。然而中國工人，特別是農民工長期以來并沒有受到公平的對待。在盧暉臨看來，這些人就像是一個國家的肺，國家依靠他們前進、騰飛，可是這些人自身的機能正在衰竭。“塵肺病是一種隱喻，也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創傷。”他說。

　　今年1月，中國第一座塵肺病治療中心在北戴河開工建設，這被學者們看做是積極“療傷”的一種姿態。與此同時，清華大學沈原、北京大學盧暉臨等6位學者也上書人保部，希望勞動保障部門以塵肺病工人事件為契機，切實落實《勞動合同法》。

　　報紙上曾登載全體張家界籍風鉆工人給深圳市民的一封公開信，信中說，“新的一年就要開始了，城市更高更雄偉的樓房建設與規劃，離不開千千萬萬的農民工。”他們希望，“政府加強監管力度，改善工作環境，改善工作條件。”他們企盼，“不要再讓千千萬萬的農民工兄弟步我們的后塵。”(蔣昕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