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4日，北京確診1例甲型H1N1流感，上海、浙江報告2例疑似。如果后兩例也被確診，那么，和確診病人密切接觸者就將被隔離觀察。這說明，防控甲型H1N1流感的形勢依然嚴峻，與甲型流感患者密切接觸者，可能還會有更多人被隔離觀察。

　　我們知道，人身自由一向被尊崇為人類最高的價值之一。正因如此，在現代法治國家，對公民人身自由加以限制與剝奪，非有人民代議機構通過的法律作為依據，不得為之。隔離甲型H1N1流感患者的密切接觸者，也是由國家采取的一種暫時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當然也不能例外。

　　“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經人民檢察院的批準或者決定或者人民法院的決定，并由公安機關執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剝奪或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體”。這是《憲法》的明文。而為了保證公民人身自由之憲法權利的落實，《立法法》也明確規定，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和處罰只能由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法律。

　　回想2003年“非典”(SARS)流行時，要隔離觀察非典患者的密切接觸者，但該措施的合法性一度遭到質疑。盡管公眾對政府當時采取的緊急措施普遍表示理解和配合，但顯然不能成為以后法律缺失的尷尬。因為按照當時的《傳染病防治法》，甲類傳染病患者可“強制治療”，對疑似甲類傳染病病人在明確診斷前，可“在指定場所醫學觀察”。別說非典被規定為乙類傳染病(甲類傳染病只有鼠疫和霍亂)，就算屬于甲型傳染病，也只能隔離疑似病人而非密切接觸者。

　　為此，2004年國家修改了《傳染病防治法》，并作出規定：“對乙類傳染病中的傳染性非典型性肺炎(SARS)、炭疽中的肺炭疽和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采取本法中所稱甲類傳染病的預防、控制措施。其他乙類傳染病和突發原因不明的傳染病，需要采取本法所稱甲類傳染病的預防、控制措施的，由國務院衛生行政部門及時報告國務院批準后予以公布、實施”。(第4條)“對醫療機構內的甲型傳染病病人、病原攜帶者、疑似病人的密切接觸者，在指定場所進行醫學觀察和采取其他必要的預防措施。拒絕隔離治療或者隔離期未滿擅自脫離隔離治療的，可以由公安機關協助醫療機構采取強制隔離治療措施。”(第39條)

　　這便為隔離觀察甲類傳染病或需要采取甲類傳染病相同措施的乙類傳染病人、疑似病人的密切接觸者，提供了法律保障。而今年4月底，世界衛生組織就部分國家發生甲型H1N1流感陸續發出了三級、四級、五級的警戒，衛生部報國務院批準，于4月30日發布公告，宣布“將甲型H1N1流感納入乙類傳染病，并采取甲類傳染病的預防、控制措施”。

　　非典流行時即有專家稱，隔離措施雖然限制個人人身自由，但在重大疫情面前，政府采取措施阻止傳染源的擴散和傳播，于情于理都無可挑剔。現在，便可以進一步說，對密切接觸者采取隔離措施不僅合情合理，而且合法。科學應對，加上依法應對，彰顯了我國在應對突發衛生事件上的成熟。

　　當然，即便是有法可依，國家依然要對那些被隔離者的安全負責，保護他們的隱私權，保障他們不受社會的歧視，同時，向他們這種為公眾利益的犧牲精神表達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