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公務員、工會主席、網站總編，擁有多種身份的程天富，先后4次被自己的妻子送進福建龍巖市長汀新橋精神病院，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時間長達153天。而他認為自己沒有任何精神疾病，龍巖市第三醫院對他的醫學診斷結果是無精神病癥狀，思維邏輯正常。目前，他已經著手對妻子及新橋精神病院進行起訴，稱“要用法律來洗刷自己的恥辱”。

　　相信法律自會給程天富一個裁判，眼下至少可以說，類似程天富這樣的遭遇絕非個案。廣州千萬富翁何錦榮身體健康，卻被妻子強行送進精神病醫院治療30天。深圳女子鄒宜均受哥哥姐姐設計，被暴力綁架送入精神病院。重慶江津姑娘小玫只因和繼母吵架，被舅舅送進精神病院。廈門女子吳素真在醫院對護士罵了一句“婊子”，即被送進精神病院收治22天。河南開封市二職高校醫江帆，因頻繁上訪，在“領導指示”之下被鑒定為“精神病人”。山東新泰農民孫法武赴京上訪，被鎮政府送進精神病院20余日……

　　這些最終被證明沒病的“精神病人”，或者被懷有種種目的的親屬，或者被囂張而怯懦的基層公權力機關，輕而易舉地送進了精神病院。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那些真正需要救治的精神病人卻因為經濟原因被拒之門外，在殘暴而無奈的鐵鏈或繩索下苦苦掙扎，或者釀成“武瘋子殺人”的社會慘劇。統計資料顯示，中國有心理問題和精神疾病的人數超過1億人，嚴重精神病患者也已超過千萬，其中數百萬人對社會治安構成危害。以廣東為例，全省有精神障礙患者1500萬人，其中重性精神病患者150萬人，他們中真正得到救治的只占20%-30%，還有百萬精神病人壓根沒有得到過治療。

　　至少從表相上可以看出，我們的精神病救治體制患上了精神分裂癥。需要救治的時候卻漠不關心，不需要干涉的時候卻淪為鷹犬。而這一切的根源，無不與公益性淪喪和權力被濫用有關。在以市場化為導向的舊醫改潮流中，精神病治療機構也無法例外地成為追逐利益的主體。在某些精神病院看來，所謂人身權益并不是他們要考慮的首要因素，最重要的是要為送醫者負責。說白了，其實就是為醫療費用負責。而精神病院與一般醫療機構的不同之處在于，他們手握著限制病人人身自由的權力。對某些人或機構而言，這一點正是他們陷害親人、對付“刁民”的有效手段。靠出賣限制人身自由的權力來獲取利益，這一點正是精神病救治亂相的核心秘密。

　　讓真正需要救治的精神病人享受公益的陽光，讓所有的健康人擺脫被當做精神病人剝奪人身自由的恐懼，這是醫治上述精神分裂癥的方向所在。在事關精神病救治的問題上，有三個最基本的維度，醫學的維度用于區分病與非病，法律的維度用于保證人身自由，社會的維度用于保障患者獲得醫治的權利。被呼吁已久的藥方，當然是《精神衛生法》的盡快出臺。讓人遺憾的是，這部24年來歷經10次修改的法律草案，被相關專家毫不客氣地評價為“很糟糕”，原因很簡單，“它基本上是確認現行的做法”。

　　在以公益為取向的新醫改已經啟動的情況下，“差錢”不應該繼續成為阻礙《精神衛生法》誕生的理由。這部法律要想成為善法，在解決公益性問題的同時，必須重視對權力的約束和對公民人身權利的保障。只有這樣一種均衡，才能從根本上醫治當前精神病救治體制本身所罹患的精神分裂癥。(青年時報 周東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