割肝救子母親以自己的創舉、媒體的廣泛報道以及來自社會各界的關注，正在逐步接近夢想——挽救兒子的生命，從當初不折不扣的人倫悲劇轉化為兒子平安、一家團圓的喜劇。不過，恰恰是報道中一個看似不起眼的細節引發了筆者注意——同濟醫院決定，免除這對母子所有的醫療費用(預計近100萬元)。如果同濟醫院按照以往的盈虧平衡(暫且不談盈利)原則，收取這百萬醫療費用，那么陳玉蓉歷經7個月的暴走鍛煉、希望割肝救子的一切努力都可能化為泡影。如果“求醫者自負”的慣常規則依舊有效，即使陳玉蓉再次尋求通過輿論報道獲得社會各界援助，對于百萬醫療費是否杯水車薪？

　　因此，目前這個圓滿解決充滿了太多的偶然性。陳玉蓉偶然地想出了以暴走鍛煉“減肥”，來換取健康肝臟救兒子命的創意。媒體偶然通過報料或者別的途徑獲悉這一信息，進行了大篇幅報道并引來人心所向。同濟醫院“偶然”地做出這一大度決定，讓壓在陳玉蓉母子身上的百萬醫療費大山得以清除，才最終換來了手術的啟動。太多的偶然性疊加在一起，讓人無法指向更廣義的必然。

　　更令筆者好奇的是，百萬醫療費的結構組成究竟是什么？畢竟我們曾經聽聞了太多的“天價醫療”，甚至有兒科手術收取婦科專用費用的“奇聞”，從而形成了不少民眾對醫療費用容易摻水根深蒂固的疑慮與擔憂。醫療衛生事業的公平公益屬性日漸消退，商業化和市場化趨勢愈演愈烈，導致了醫院財政壓力下的自我利益補償。“以藥養醫”，以“藥”的超額利潤來貼補“醫”的虧損，幾乎成為醫院理性下的普遍選擇。對百萬醫療費是否合理的探究，其實是還原民眾于信息不對稱下無奈的價格博弈。包括筆者在內的民眾希望通過對百萬醫療費的成本清單陳列、組成分析，保證這一巨額費用的知情權——雖然它不曾真正產生。

　　其實，就算醫院給出百萬醫療費的清單與解釋，限于專業知識，我們也幾乎不可能分辨其中的真偽，而這恰恰是當下各種醫療矛盾中患者權利困境的集中體現，恐怕也是對醫療行業公共責任和基本職業倫理的最大挑戰。公眾不可能掌握專業的醫療知識，卻基于對“以藥養醫”現狀的認知，而有著近乎本能的反感與懷疑。醫療行業從業者是正確知識的掌握者，但既有制度的程序設計弊端和個人的自利天性，都可能由利益誘導其做出逆向選擇。可以說，赤裸裸的功利主義原則之下，亂收費、非法行醫、紅包等諸多行業弊癥，正讓一個有著濃重人道主義色彩、本應受到公眾高度信賴和尊敬的職業領域聲望日下，哪怕是免除百萬醫療費的義舉，都會遭遇費用“注水”的質疑。

　　甚至百萬醫療費為真，都會引發我們進一步的追問——一個肝臟移植手術都需花費百萬，現有醫療價格制定體系是否合理？民眾在缺乏醫保后盾的情況下，如何承載這一重壓？哪怕享有醫療保障，是否又足以解決患者的經濟負荷？這些問題，需要有人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