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一些城市在引進人才時要求人才必須在30歲以下，覺得年輕人對城市的發展貢獻更大。可是，這些年輕人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啊！國家和社會已經在考慮農民工子女的入學問題，可誰在考慮打工青年父母的問題？是否可以對這些父母也有相應政策？要知道，身邊的父母會在很大程度上對情緒失常的青年予以及時的安撫，而且這個作用是任何心理咨詢師都起不到的。

　　5月以來，有企業連續發生青年員工墜樓死傷事件，引發社會高度關注。這些青年怎么了，為什么會如此輕視自己年輕、寶貴的生命？

　　“社會各方都要反思自己在其中應負的責任，而不應忙于指責企業。”復旦大學心理學系主任孫時進教授，在近日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專訪時特別提醒媒體，如果再不改變眼下對這類事件的密集報道和關注方式，同樣的悲劇還會不斷發生。

　　這是一億新生代打工者的共同困境，只不過在個別企業集中爆發了

　　中國青年報：最近有企業連續發生青年員工自傷事件，越來越多的人把追問真相的矛頭指向企業管理，您對此怎么看？

　　孫時進：企業一定有很多問題，但這絕不只是企業的問題。當下，人們的精神生活乃至整個生活方式都在深刻轉型，而我們整個社會對此警覺不夠，這是悲劇連續發生的大背景。過去，人們為了生存而掙扎，可能寧可累死也不愿餓死，對精神心理層面的需要不太看重。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今天這一代青年已不再僅僅是為了混口飯吃。他們開始覺醒，產生了很多精神上的需要和追求。如果他找不到生活的意義，找不到做人的價值，感受不到尊嚴與愛，他會絕望，也就可能會想到或選擇結束生命。

　　中國青年報：據報道自殺員工大多在17歲至22歲之間，全部來自農村家庭。這些特點說明了什么？

　　孫時進：新生代農民工和老一代不一樣，他們在城市就業，甚至他們也是在城市接受的教育，他們認同城市生活卻又無法完全融入城市，是“無根”的人，身份尷尬、撕裂。在社會轉型過程中，他們承載了太多。如果我們的經濟、文化和人際關系等領域的狀況還是老一套，就會和這些年輕人發生越來越劇烈的沖突，而結果可能就是有的人想不開去殺人，有的人自殺了。

　　可以說，這是一億新生代打工者面臨的共同困境，只不過在個別企業集中爆發了。當然，也許這個企業確實有典型性，它的管理模式屬于粗放型，規模又特別大。但另一方面，我們的家庭、學校以及傳媒，又何嘗不“粗放”？當我們把企業作為“兇手”時，我們也不能保證自己就不是“同謀”。

　　中國青年報：媒體報道怎么粗放了？

　　孫時進：不是說連續墜樓跟媒體過度關注一定有關，但研究證明，自殺是一種“心理傳染病”。媒體對自殺事件的報道和不當態度，會在不同程度上影響缺乏足夠識別能力和抵抗能力的青年，可能誘發某些人的自殺行為。當許多媒體在指責個別企業管理粗放時，其報道本身也并非完全以人為本。特別有些媒體指責企業只顧賺錢，卻不去想自己的報道正在一味地追求轟動效應和眼球效應。

　　中國青年報：您可否說說，在報道這類事件時，新聞媒體具體有哪些失誤。

　　孫時進：世界衛生組織早就將指導媒體報道作為自殺干預的六個步驟之一，并且指出了最容易引發模仿性自殺的新聞報道特征，比如用頭版報道或者敏感標題；詳細報道自殺方法；對自殺導致的身體傷殘很少提及；忽略了自殺者生前長期有心理不健康的問題；將引發自殺的原因簡單化；自殺者知名度高，社會影響大；將自殺描述為一種流行現象；使人誤認為自殺會帶來好處等。

　　我們之前的很多報道，將自殺原因簡單化，一味地批評企業，并對自殺事件大肆地用感性的言辭渲染，甚至把選擇自殺描繪成一種悲壯的反抗。這會造成一些類似處境的人，覺得可以用生命來懲罰自己不滿意的對象，把自殺誤作為解決問題的有效方式。

　　中國青年報：那在報道類似事件時，媒體應遵循什么樣的新聞倫理？

　　孫時進：世界衛生組織與國際自殺干預聯合會2008年編寫的《預防自殺：媒體從業者指導》中提到，媒體要淡化自殺報道，并就媒體報道制訂了一些指導原則：

　　1、不附加圖片或視頻，不將自殺方式描繪成無法解釋或者浪漫或者神秘的行為；

　　2、不對自殺方式進行詳盡描述；

　　3、切忌為自殺者歌功頌德或大肆渲染；

　　4、不要使用煽動性的標題；

　　5、報道標題的用詞要謹慎；

　　6、不要報道經常有人自殺的地點；

　　7、關注自殺者的親屬等。我們的媒體也應遵守這些準則。一個有責任、有社會道德感的媒體，在這時肩負的重要任務，是其他任何角色都不能替代的。

　　我們社會該考慮打工青年的父母安置問題了

　　中國青年報：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干在《自殺論》中談到，個體的社會關系越孤立、越疏離，越容易自殺。對于遏制自殺，我們能做些什么呢？

　　孫時進：我們社會對自殺的重視程度還不夠。我們應及時對自殺行為作出預防性干預，這就需要進行相關立法。比如建立類似于傳染性疾病上報制度的自殺事件上報制度，讓決策部門和研究者可以清楚地知道自殺率、自殺者的年齡、地域分布、導致自殺的主要原因等重要信息，建立自殺誘因的譜系，并根據每年自殺誘因譜系的變化，確定讓什么領域的專家提供意見，制訂什么樣的應對策略。

　　政府要擔負起自己的責任，起到指導、協調和支持等作用。比如給媒體提出和國際接軌的關于自殺報道的指導原則，進行自殺譜系的調查和立法，用減免稅收等方式鼓勵企業在員工教育上花錢，還要對民間公益組織進行扶持和支持等。沒有政府出面主導，這些事情是很難做到的。像這次世博心理服務項目，沒有世博局的主導牽頭，肯定無法有序、有效地開展。

　　中國青年報：作為普通公眾，我們應該怎么做？

　　孫時進：我們不能只是對別人進行批評或表示憤慨，要學會深入地反思我們自己的責任，思考自己能為這些事做些什么。

　　隨著一個個自殺事件的曝出，不少人好像有了獵奇甚至預期心理。那些不斷增加的數字，甚至成了一些人的企盼和興奮點。魯迅筆下的那些冷血看客們好像還活在今天，他們對于死亡表現出了冷漠和麻木。這說明，我們的教育中一直缺少生命教育，教育界和家長都應該反思。實際上，個別企業打工青年員工的心理危機潛伏在我們很多家庭中。說個幾年前的例子，有個孩子自殺了，家長就狀告學校。我那次當陪審員，看到孩子留下的遺書，發現孩子最大的壓力恰恰來自父母。

　　中國青年報：可否具體說說，如何進行生命教育？

　　孫時進：很多孩子的心理創傷，都是在童年埋下的。如果父母能和孩子建立平等親密的關系，尊重他們的個性，孩子長大后會比較陽光，有安全感，也會有較強的抗壓能力。相反，片面的、成人化的教育，會嚴重影響和阻礙孩子的健康成長。我們應還給孩子童年，給孩子完整的生活，不能讓孩子變成“應試機器”。

　　中國青年報：對于已經進入職場的青年，我們又能做點什么呢？

　　孫時進：企業文化也要變化，不能老用那種簡單粗放的方式來維持經濟增長。企業如果還是只把員工當賺錢工具，代價和成本將是極為巨大的。學會讓勞動者體面地生活，企業可能發展得更好。

　　我曾見過一個合資企業的人力資源主管，他的做法就很智慧。他不僅對員工進行崗位培訓和心理健康培訓，還對員工的父母非常關心，為員工父母建立“老人之家”等。

　　當然，有些責任更應由社會承擔。比如近些年，一些城市在引進人才時要求人才必須在30歲以下，覺得年輕人對城市的發展貢獻更大。可是，這些年輕人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啊！我們整天提倡“孝”，可如果我們的社會不愿承擔贍養老人和“孝”的責任，那這個社會中的個人就很難盡孝了。國家和社會已經在考慮農民工子女的入學問題，可誰在考慮打工青年父母的問題？是否可以對這些父母也有相應政策？要知道，身邊的父母會在很大程度上對情緒失常的青年予以及時的安撫，而且這個作用是任何心理咨詢師都起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