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沒有當年的“放開搞活”，可能謝鵬雁的工作積極性很難被充分調動起來；但如果不從這條20多年前鋪就的道路上轉向，令謝鵬雁感慨的醫療行業的“唯利是圖”恐將越演越烈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陳雪蓮發自北京

　　醫藥公司運來整箱整箱的藥品，分發給每個科室主任，打開一看，金屬高壓鍋深藏在藥品的包裝盒里，鍋里塞滿在一盒一盒整齊排放的藥品。

　　“我沒有收，但是我知道有人收下了鍋。”3月1日，北大醫院消化科主任謝鵬雁坐在第二住院部三樓整潔的辦公室里，頭靠在舒服的黑皮椅背上，說起20年前的這個細節時，一種正義感油然而生。

　　如果說上世紀80年代末，醫藥公司給醫生送禮、給回扣還是羞答答地，那么在進入新世紀后，醫院拿醫藥公司回扣，儼然是行業的公開秘密。

　　“90年代開始，醫生的收入不斷增長。最近三四年吧，我的工資達到頂峰！”謝鵬雁說。他也承認，與之對應地，老百姓看病越來越貴，“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例子屢見不鮮。

　　針對這一嚴峻的問題，今年2月23日，衛生部等五部門聯合發布《關于公立醫院改革試點的指導意見》，決定于2010年開始，選定16個有代表性的城市進行公立醫院改革試點。其中，公立醫院改革指導思想的第一條便是“堅持公立醫院的公益性質”。

　　繼1985年的首次醫改后，這被稱為中國開啟了又一個“醫改元年”。

　　第一次醫改：打開營利之門

　　此后幾年，謝鵬雁的收入明顯增加，獎金從5元、10元，后來超過工資達100多元

　　1978年1月，28歲的謝鵬雁背著書包到北京大學第一醫院(北大醫院)消化科報到，在編號“99”的表格中填上了自己的名字，從此成為一名醫生。

　　“當時醫療責任事故極少，醫患關系非常融洽，醫生深得老百姓的信任。”說到這些，謝鵬雁的眼神中閃現出一絲職業自豪感。

　　在他看來，這是因為當時國家針對文革十年浩劫對衛生系統的嚴重損害進行修復、調整。所以，公立醫院的定位是以提供醫療服務、改善居民健康狀態為唯一目標。

　　不過，謝鵬雁的工作積極性并沒有被充分調動起來。“醫生完成一定的門診量、床位使用率和周轉率等指標后就能領取工資，也沒有獎金。”當時，醫院的收入主要靠國家財政投入，醫藥收費很低，醫院和醫護人員都吃大鍋飯。

　　“弊端很明顯，醫療機構和醫務人員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不高，服務效率較低，總體技術水平不高。”謝鵬雁說。同時，公立醫院的運營和監管難題也凸現出來。

　　在這個情況下，1985年，國務院批轉了衛生部1984年8月起草的《關于衛生工作改革若干政策問題的報告》，其中提出：“必須進行改革，放寬政策，簡政放權，多方集資，開闊發展衛生事業的路子，把衛生工作搞好。”

　　放到時代的大背景下來觀察，這一事件被如今的記錄者稱為中國首次“醫改”。其改革核心內容是：放權讓利，擴大醫院自主權，放開搞活，鼓勵創收，提高醫院的效率和效益。改革的基本做法則是國家“只給政策不給錢”。

　　對于北大醫院來說，真正踏進改革大門是在1988年1月。當時謝鵬雁由總住院醫師和主治醫師轉為內科秘書，他所在的消化科隸屬于大內科——是北大醫院選取的四個醫改試點科室之一。

　　這一時期的醫改仿效國企改革，調動了醫院和醫護人員的積極性。謝鵬雁回憶，北大醫院是上世紀80年代全國就醫人數最多的醫院，每天有3700人次就診，而且不限號，多的時候一天有7000號，醫生從早八點到四點半坐診，中午半小時吃飯，人累得不行了還要堅持。

　　此后幾年，謝鵬雁的收入明顯增加，工資雖只有70-80元，獎金卻從5元、10元，后來超過工資達100多元。同事的獎金也由上世紀80年代初的每人每月20-30元增長到每人60-100元。“獎金是上不封頂的，而獎金又和創收能力掛鉤，為了控制醫護人員獎金過多，當時還沒有財稅，但已經征收獎金稅了。”謝鵬雁說。

　　醫院的積極性也很高，紛紛進行擴建和更新設備。此前北大醫院一個病區70多間病房只有一個公共廁所，此時所有的病房都有。原來最多一間病房住過6個人，此時最多3個人一間。上世紀90年代后，B超、CT、核磁共振等先進設備也迅速得到補充和更新。

　　走向“歧途”

　　在謝鵬雁看來，1995年以后醫院流行的口號‘病人是上帝’，是將醫院定位為追求利潤的服務行業

　　毫無疑問，1985年公立醫院的市場化改革使醫療服務供給大幅度增加，醫院數量和醫院醫療水平得到快速的發展。

　　然而，首次醫改舉措在為醫療機構發展注入新動力的同時，卻也為日后的種種弊端埋下了隱患。

　　財經作家吳曉波在其著作《激蕩三十年》里，將首個醫改的元年——1985年命名為“無度的狂歡”。當時，企業承包制和責任制在全國搞得很成功，全民歡喜，只是沒有“度”的把握。

　　這一年，福建省晉江鄉鎮藥廠的假藥案轟動全國，直接導致省委書記項南的黯然落馬。成本低廉的假藥通過高額回扣的方式沖進公費醫療體系，自然給企業和醫院都帶來巨額利潤，當地政府為了經濟發展聽之任之，造成嚴重的后果。而到90年代，“高額回扣”的存在已經司空見慣了。

　　“1995年以后，醫院流行的口號叫‘病人是上帝’。這種提法是將醫院定位為追求利潤的服務行業。”謝鵬雁說。

　　事態的發展似乎越來越背離建立公立醫院的初衷：為了提供基本的全民基本醫療保障。

　　“如果公立醫院追求利潤的最大化，老百姓就得遭殃。因為它怎么得到利潤最大化，多開藥、多檢查、多住院、多手術，醫院的利潤就高了。但是損害的是老百姓的利益。”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李玲指出。

　　上世紀90年代后期，“以工助醫、以副補主”成為政府對醫療機構的總體要求。這項政策在刺激了醫院創收的同時，也嚴重影響了醫療機構公益性的發揮，“看病難、看病貴”問題成為突出矛盾。

　　“公立醫院是替政府行使保障老百姓健康的職責，它應該用最少的投入來保障老百姓的健康，而不是機構利益最大化。”李玲指出，恢復公立醫院的公益性是目前解決老百姓就醫難題的正道。

　　二次醫改：回歸公益性

　　謝鵬雁擔心的是，減少營利性后，中央及各級政府財政投入能否補償醫院的缺口？政府財政如何能夠持久投入？

　　在此背景下，公立醫院迎來了又一個“改革元年”。

　　根據衛生部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09年11月底，我國共有公立醫院1.4萬余家。本次改革的核心非常明確：堅持公立醫院的公益性質和主導地位。

　　“將公立醫院回歸公益性，減少營利性，這是眾望所歸。”謝鵬雁非常關注這次變革。

　　但他擔心的是，減少營利性后，中央及各級政府財政投入能否補償醫院的缺口？政府財政如何能夠持久投入？“如果經濟前景不樂觀，杯水車薪的財政投入使得新醫改試點只是一個美麗的愿景。”

　　他更最關心的是，新政策如何落實？什么時候落實？“新醫革的前提是國家要弄清楚把公立醫院這個蛋糕做多大？”謝鵬雁一臉狐疑，頗多擔憂。

　　而對于醫生這個群體來說，由于本次公立醫院改革將“看病貴”的根源“藥品加成”連根拔起，醫生面臨收入急劇下降的困境。對于這一點，謝鵬雁說，自己并不擔心新醫改試點實施后，醫生的收入會減少，每個行醫者都希望病人能在自己手中解除痛楚，而不是首先想到賺錢。但是，謝鵬雁的觀點在醫生中是否具有代表性，不得而知。

　　第二個“醫改元年”注定是艱難的，但是在醫改專家看來，并非沒有希望。李玲指出，公立醫院改革需要其他配套政策跟進，例如管理體制改革和公立醫院院長提拔體制創新；各個中央部門的配合，配套整個社會事業的改革；醫院的管理和信息化建設等。

　　但他也承認，在某種程度上，公立醫院改革的核心的問題就是醫生。“說到底，要把醫生的利益和老百姓的利益一致化，現在醫患關系這么緊張，主要因為醫生要從老百姓身上賺錢，現在國家讓公立醫院回歸公益性，所以國家要保障醫生的利益。幸運地是，現在新醫改已經涉及提高醫生待遇的相關政策。”

　　“醫生不要為獎金操心，希望新醫改能改善當前不健康的氛圍，讓大家都受益。”謝鵬雁依然這樣說。言下之意，他并沒有太擔心新醫改試點可能帶來的沖擊。

　　鏈接 第二個“醫改元年”：十六大試點，九大任務

　　在2010年確定的公立醫院改革試點的十六個城市中，其中東部六個：包括遼寧鞍山、上海、江蘇鎮江、福建廈門、山東濰坊、廣東深圳；中部六個：包括黑龍江七臺河、安徽蕪湖和馬鞍山、河南洛陽、湖北鄂州、湖南株洲；西部四個：包括貴州遵義、云南昆明、狹西寶雞、青海西寧。

　　本次公立醫院改革試點的九項任務：一是改革公立醫院服務體系；二是改革公立醫院管理體制；三是改革公立醫院法人治理機制；四是改革公立醫院內部運行機制；五是改革公立醫院補償機制；六是加強公立醫院內部管理；七是改革公立醫院監管機制；八是建立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制度；九是加快推進多元化辦醫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