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拿藥品回扣450億元，過度醫療浪費1800億元

　　什么藥能治中國醫生的“病”

　　醫生抱怨政府投入不夠，自己是體制的替罪羊

　　看病離不開醫生，醫改也離不開醫生。然而，在本次醫改中，醫生總體上是被動而沉默的。這不是說他們沒有話講，也不是他們沒有問題講。事實上，正如一些評論所說，中國的醫療體制“病”了，體制中的醫生也跟著被傳染著。什么藥能治中國醫生的“病”？兩會上，委員們議論紛紛。

　　管住醫生的處方筆，“回扣”不容回避

　　“現在的大環境是，不拿回扣的醫生在科室、在醫院就會成為‘另類’，因此只要有人送，誰都敢拿。”全國政協委員、杭州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陳重華說，盡管各方都刻意不提及，但是醫療體制改革不應回避醫院中各種名目的“回扣”，管不住醫生的處方筆，看病貴的現象就不可能得到根本解決。

　　據陳重華了解，藥品回扣，按醫藥行業的潛規則，是藥品零售價的20%~25%，即使保守一點，按15%計，全國一年的藥品回扣額也達450億元之巨。如果算上在回扣驅使下所開不該用藥的金額，那將是一個駭人聽聞的數字。各種檢查所用的耗材、試劑也是如此。

　　陳重華舉了浙江某市的一個例子。該市CR設備招標，竟出現投標價負7萬元的怪事，但隨之而來的是連續幾年必須使用該廠耗材的協議條款。這明擺著是將設備款轉移到耗材中去。如果沒有足夠的耗材回扣，這種耗材的使用量就不可能達到廠家獲得相應利潤的可能。

　　高值耗材，尤其是植入性耗材，更是回扣驚人。衛生部組織高值耗材招標后，浙江一醫院某科室，再與廠家談，明言要把應給醫生的回扣統一交給醫院，僅此一個舉措，價格就在招標價基礎上，下跌了25%~30%。這就意味著沒有這樣做的醫院，醫生每用一件這樣的耗材，回扣可達 2000~3000元。

　　“試問，在這樣的情況下，能夠做到合理施治嗎？怎能不過度醫療？醫療費用又怎么能得到控制？”陳重華采用了一個專家的估計，每年不合理施治所耗費的醫療費用，保守計算也要達到總費用的三成以上，即全國的總額應在1800億~2000億元之間。

　　陳重華以為，這么嚴重的形勢，僅僅靠藥品、耗材的招標是不能改變的，衛生部高值耗材的招標就是實證；靠虎頭蛇尾的反商業賄賂也是難以解決的，這一點早由愈演愈烈的回扣風所證實。

　　他建議，回扣風勁是長期以來人們默認的結果，是只懲罰受賄者，不懲罰行賄者的結果，有必要嚴格按刑法的規定，嚴懲雙方。唯此，才能從源頭上有減少回扣的可能。同時，衛生監督部門應在規范臨床路徑上多下工夫。之前，這方面雖有舉措但大都未落實。衛生部在《處方管理辦法》中規定“醫療機構應當根據本機構性質、功能、任務，制定藥品處方集”，可是頒令三年，卻未見一家醫院實行。

　　全國政協委員、衛生部副部長王國強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醫生拿回扣肯定是有的，也是不對的，但是至于到了什么程度，他不是很清楚。說到原因，既有體制上的，比如以藥養醫的長期實行；也有個人道德品質上的。“現在醫改搞醫藥分家，再加上其他措施，我相信會逐漸好轉的。”

　　眼里只有錢的醫生肯定不是好醫生

　　“光靠錢是解決不了問題的。如果一個醫生眼睛就盯在錢上，那他肯定不是也當不成一個好醫生。”全國政協委員、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告訴記者，想到醫改就是加大政府投入的看法是不對的，如果調動不了醫生的積極性，“錢給多了，反而更糟糕”。

　　長期以來，醫生的收入始終是一個難分難解的話題。根據自身的經驗和輿論的孕化，公眾傾向于認為醫生是開大處方、大檢查的“白狼”，進醫院都得大著膽子、精力集中方能免于被宰；按照賬面的工資和收入，醫生們則抱怨說，醫療服務費幾十年不漲價，一個醫生的掛號單只有區區幾塊錢，對不起自己多年的學習和辛苦的勞動，沒有更高的待遇怎么可能笑著干活兒？

　　在全國政協醫衛組的討論上，醫衛界代表強調最多的就是政府的投入。他們認為，醫療界諸多怪現象，比如大處方、大檢查，跟政府沒有擔當起責任有關，財政投入不足更是難脫干系。病人感覺看病貴、看病難，不應該把責任全推到醫生頭上，醫生只是體制的替罪羊。想要牛干活兒又不給牛吃草，天下沒有這樣的事兒。何況，以藥養醫是原來的國家政策，利用市場手段發展醫療資源是政府默許甚至推動的。如今要公益性，要讓病人舒服地看病，政府就該拿出更多票子來。

　　黃潔夫認為，這是委員們代表醫生在發牢騷，未必當真。如果僅僅以錢而論，投入多少合適？醫生收入多高才行？“錢多少也不嫌多，李嘉誠也是缺錢的，我覺得不是錢的問題。”他說，美國人每人每年醫療費用7000多美元，是中國人的幾十倍，但是結果仍然不能令人滿意；毛澤東時代，中國醫療投入寥寥，可是它帶給中國人的服務和保障舉世為之嘆服。“醫生們只喊投入，說明他們的積極性還沒有調動起來。”

　　如何調動醫生的積極性？黃潔夫說，只用錢來調動積極性是不靠譜兒的，因為現實中并不是誰錢越多越幸福、官兒愈大愈快樂。何況，當初在擇業的時候，大家肯定不是為了賺大錢才當醫生，否則應該選擇商學院或者去賣房子。一個醫學生進校門第一件事就是宣讀希波克拉底誓言，宣誓將自己的幸福建立在為患者福祉服務上。“我覺得三方面要滿足：第一，社會的尊重和認同；第二，能安居樂業體面生活；第三，有職業發展空間。”

　　目前，醫患關系非常緊張，社會言論對醫生的壓力很大，醫生無法從自己的職業中找到成就感和榮譽感。人們對醫生、醫學存在不少的誤解。如果能夠改善執業環境，讓醫生覺得自己很體面、對社會很有用處，讓有醫生的家庭感到光榮，那么這是多少錢都買不到的激勵。

　　“財政的錢也是老百姓交的稅，政府自己是沒有錢的。羊毛出在羊身上。當然，我也希望財政多關照醫療，但是我不認為，只要投入多了醫改就能成功。調動600萬名醫生的積極性，這也許比幾百億投入還要來得管用。”黃潔夫說。

　　培養不出好醫生，看病不是貴而是懸

　　“我1961年上大學，醫學實驗動物是狗；等到我的學生，實驗動物是兔子；等到學生的學生，實驗動物是老鼠。從大變小。然而，實驗小組卻是由小變大。我學習時，做解剖是兩個人一個小組；現在是20個人看多媒體，完全沒有生命概念。”全國政協委員、吉林大學醫學部學位委員會主任遲寶榮對記者說，醫療改革固然要呼吁政府多投入，以解決看病貴的問題，但是更要關注存在諸多問題的醫學教育，否則，培養不出好醫生，“看病就不是貴了，而是懸了”。

　　“醫學生和醫生，一字之差，卻是醫學教育的重要責任。”遲寶榮說，目前，高校特別是地方所屬的醫學院校的教學資源、師資隊伍、師生比例、生均經費不足，教學質量已經難以得到有效保障。在新的形勢下，如何完成從醫學生到醫生的關鍵跳躍已經成為必須關注的大問題。

　　遲寶榮認為，目前醫學教育仍存在很多問題，其中最麻煩的是醫學生的生產實習時間和內容難以保證。生產實習是醫學生在校教育的最后一年，不僅是學生理論知識與臨床實踐的結合，更是醫生職業道德培養的重要階段。然而，那時的醫學生忙于找工作和考研究生，根本難以安心實習，長此以往，必然影響我國執業醫師合格率。“現在苗頭已經露出來了：有些醫學畢業生學歷很高，理論水平不錯，可是看起病來卻什么都不會，當醫生可不能眼高手低啊。”

　　遲寶榮建議，國家必須完善醫學人才模式，實施素質教育，加強實踐教育的環節，加強對基層醫務人員的繼續教育，增加他們的培訓機會，真正提高他們對群眾的救治能力。“隨著政府投入加大，醫療保障制度日益完善，看病貴的矛盾將會慢慢得以改觀。我擔心的是，如果沒有合格的醫生，那么就是有錢，又能怎么樣呢？”(記者 董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