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昨天讀到的一條新聞，內容是“哭泣的書包”，說的是“六一”前夕，災區某小學召集“傷心的家長前來認領孩子的書包”———

　　“操場上，47個書包堆成小山，靜靜地矗立著。”一位家長“懷里緊緊抱著一個紅色的小書包，仿佛就是抱著自己一年級的兒子，哭得撕心裂肺”；而另一位家長“撫摸著女兒的作業本，觸景傷情”，大淚哭泣……有的父母不愿意離開這孩子最后喪生的地方，而還有20多個被翻亂了的書包仍然孤寂地等待有人來認領……

　　這個令人哭泣的場景，多么動情、多么悲傷！然而捧讀之下，卻也引出了善良人們不少的議論———遺物歸于父母，當然無可非議，但一定要在這孩子喪生的現場么，一定要采取這種集中認領的方式么，一定要選在這災難尚未過去、傷疤尚未愈合的時候么……

　　像這種不斷地再現慘狀，以至使從廢墟逃出來的人們一再“觸景傷情”、“大淚哭泣”的事；像這種大震剛剛過去，就急著揭開尚未愈合的“傷疤”的事，當然不止這堆“哭泣的書包”。

　　比如因為護救學生而犧牲的譚千秋老師，她在北大讀書的女兒，本來已沉浸在大悲之中，還不斷地在眾目睽睽之下被追問父親的親情，被拷問“此時的感想”。正如心理專家所言，“她無意識中想要維持幻象的愿望被打破，過早地被人從噩夢中喚醒”。

　　又如在失去親人之際仍然奮力救人的女警察蔣敏，她的壯舉來自于“夢想有一天回家，父母和孩子會一如既往地迎接她。”但包圍著她的，卻是“聽說你的父母和孩子都已經……”的問題。這本來是幾十年后也不可隨便觸及的傷痛，更不要說對于一個剛剛受此重創的人了！心理學家認為，蔣敏走出救人的帳篷就暈倒在地，與這類過早揭開“傷疤”的追問，特別是那個“你現在難道不想你的女兒嗎”的提問有直接的關系……

　　“敬禮娃娃”郎錚有了心理障礙，因為太多的閃光燈圍聚著他，除了“為什么要敬禮”這樣的追問外，還不斷地有好心人問及他被截去的左臂；“可樂男孩”薛梟現在的狀況，則與采訪者一遍遍要他復述“80小時埋在廢墟中”的可怕情節，尤其是“腳下擱著冰冷尸體”的細節有關；北川中學幸存的學生出現了各種癥狀，他們不但害怕閃光燈，更害怕不斷的“你當時是怎么想的”追問。至于有的賑災演出，好心的人編寫了“那一瞬間，我看到了什么”的詩篇，讓剛剛從死亡線上逃出來的孩子朗誦給“叔叔阿姨”們聽，從孩子們再度驚恐的眼里，我們不能看到一種“次生的災難”嗎？

　　按照科學的研究，地震的次生災害，不僅是滑坡、泥石流、海嘯以及誘發的水火災害，不僅是指暴雨引發的疫情，而且包括受災人群經受的巨大精神創傷和刺激。災害心理學又告訴我們：一般說來，當面臨創傷意外后，不少人要以“麻木”去應對，才有可能為自己贏得生存的勇氣、能量和動機。這種所謂“麻木”、“否認”以至某種程度上的“忘卻”，是一種心理防衛機制，它是機體自我療傷的需要，也是機體即將正視并面對創傷前的必要準備、必要階段。

　　我們既然知道次生災的殺傷力不亞于主震，既然知道心理危機屬于一種重大的“次生災”，那么我們就要懂一點心理學，懂一點大震之后的心理學規律，懂一點剛剛從廢墟中、從巨大的驚嚇和喪失親人的大痛中逃出來的人們的階段性心理特征。我們的慰問者，是否可以不當著幸存者的面向他們失去的親人哀悼；我們的主持人，是否可以不再去問“當時你是怎么想”那樣老套的問題；我們的記者，是否可以不去追問關于“那一瞬間”的慘狀……

　　總之，讓我們以人道主義的無微不至和科學有度的心理學常識，防止另一種“次生災”的提前到來，不要因為我們的熱心和無知，再次誤傷了苦難而脆弱的心靈。（凌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