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的《侵權責任法(草案)》規定，患者在診療活動中受到損害，有過錯的醫務人員需承擔賠償責任，但受害人需要證明醫務人員確有過錯，其索賠主張才能獲得支持。(1月4日《信息時報》)

　　這一條款，將最高法確立的醫患糾紛適用“舉證責任倒置”的原則，恢復為普通民事糾紛適用的“誰主張誰舉證”原則。可以想見，這一帶有“顛覆”意味的改變，將會引起多么劇烈的輿論反彈——新浪網組織的一項調查顯示，近90%的網友對這個改動持反對態度。

　　眾多網友、患者反對改變“醫方舉證”的規定，其理由與當初最高法出臺此規定的理由是一樣的，都是考慮到在醫療活動中，患者在信息和技術上屬于弱勢一方，如果發生醫療糾紛，患者舉證將處于十分不利的地位，為公平起見，舉證責任理當倒置到醫務人員一方，后者如果不能證明自己沒有過錯，就將承擔賠償責任。

　　“醫方舉證”規定的出發點是合理的，但其實施6年多來，卻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醫方的“自我保護性醫療行為”——在面臨醫療風險尤其是重大醫療風險時，出于自我保護的動機和目的，醫方往往采用加大保險系數的手段來選擇醫學決策，如增加檢查項目，增大用藥劑量，由此直接增加了患者的經濟負擔，并可能對患者的健康造成“額外傷害”。《侵權責任法(草案)》之所以取消“醫方舉證”規定，給出的理由就是為了“有效減少過度醫療，避免醫療費用過高”。

　　眾多患者要求實行“醫方舉證”規定的理由是合理的、正當的，但“醫方舉證”規定導致了過度醫療和醫藥費用過高，也是客觀事實。無論《侵權責任法(草案)》中的改動能否獲得通過，我們都應當認真分析和考量“醫方舉證”規定已經造成的一些不良后果。

　　從邏輯上講，醫方采取加大保險系數的手段來實施有利于自己舉證的“過度自我保護”，主要是因為醫方對患者缺乏信任(擔心一不留神就被患者推上被告席)，而醫方之所以對患者缺乏信任，主要又是因為他們真實地感受到了來自患者的不信任(“醫方舉證”本身就意味著對醫方缺乏信任)。然而，患者為何又對醫方缺乏信任呢？答案是不言而喻的：患者耳聞目睹了大量由于醫方過錯導致的醫患糾紛、醫療事故，使得他們難以建立起對醫方的高度信任。

　　于是，要不要繼續施行“醫方舉證”規定的問題，就可以被“轉換”成如何建立醫患互信并改善醫患關系的問題。按說，醫務人員是具有專業知識的醫學專家，普通患者首先應當充分相信科學、信任醫方，但在現有國情條件下，鑒于醫患雙方在信息和技術上的不對等，醫方應當比患者有更高的覺悟和境界，因此應當首先為建立醫患互信做出更大的努力，為改善醫患關系承擔更多責任。在醫療活動中，醫方應當多體諒患者“病急投醫”的心情和實際難處，要相信大多數患者都是通情達理的普通人，而不能先入為主認定患者是“刁民”、“醫鬧”，不必一面對患者就高度警惕，就條件反射地對自己進行過度保護。只有醫方做出實際的努力，才能在當下醫患互不信任的僵局中打開一個突破口。

　　在不久的將來，如果醫患之間建立起了互信，醫患關系得到了明顯改善，患者對醫療活動的知情權、參與權也具有了更充分的法律保障，我們就可以像一些法治發達的國家(如美國)那樣，在醫患糾紛中也適用普通民事糾紛適用的“誰主張誰舉證”原則了。(凌之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