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3日，因使用齊二藥廠生產的亮菌甲素而導致中毒的急性腎功能衰竭的病人中的唯一幸存者任貞朝最終沒能等來法院的判決，在廣東中山三院去世。

　　代理任貞朝索賠案的律師陳北元心情無比沉重，而另一件事情也讓他輕松不起來，他同時還代理的另一起轟動全國的“甲氨蝶呤”藥害事件也同時陷入索賠僵局。

　　藥廠拒絕談判 受害者索賠陷入僵局

　　據介紹，一支5mg的甲氨蝶呤注射劑的市場最高零售價不超過4元錢，但一支不足4元錢的受污染甲氨蝶呤，卻可能使一名病人從此癱瘓，生活無法自理。

　　“現在藥廠方面已經拒絕再和我談判。”作為甲氨蝶呤藥害事件受害人律師代表的陳北元今天接受記者采訪時說，受害人及其家屬目前正處于難以滿意的賠償與高額醫療費的雙重焦慮之中。

　　陳北元向記者展示了一份藥廠向受害患者提出的賠償合同。他告訴記者，自2007年12月國家有關部門宣布事件處理結果后，藥廠分別向受害患者提出過賠償條件，賠償金額在30萬元到60萬元不等，但要求“一次性解決所有糾紛，互不追究”。

　　“不少患者及其家屬對賠償項目和金額有意見，尤其是患者癱瘓以后的后續治療、康復和護理費用等，一些受害患者還只是五六歲的孩子。”陳北元說，“受害人不愿意簽訂藥廠的合同，藥廠又拒絕再談判，現在就僵著。”

　　“齊二藥”事件時就有律師上書

　　早在2006年5月，聽到有關部門已著手理賠“齊二藥”假藥事件受害者的消息后，陳北元就和其他幾位律師經討論后上書全國人大常委會，建議修改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擴大懲罰性賠償的使用范圍和標準，希望通過懲罰性賠償立法，遏制假藥劣藥泛濫成災。

　　“如果確立了懲罰性賠償制度，當消費者不幸遭遇產品不安全事件時，高額的懲罰性賠償可以使消費者所遭受的精神與物質損失得到足夠撫慰，這樣的懲罰也足以使經營者以儆效尤。”陳北元說。

　　陳北元認為，隨著社會經濟發展，傳統的侵權損害賠償制度很多時候已無法真正補償受害者的全部損失，尤其是質量缺陷藥品造成的侵權損害案件。受害者不僅要忍受身心傷痛，還要耗費財力精力應付訴訟，更為重要的是，如果侵權損害賠償的數額太小，不法行為人所獲取的總價值會遠遠大于獲得賠償的受害人權利的價值，這顯然會使整個社會付出慘痛的代價。

　　一支被污染的甲氨蝶呤可致人癱瘓 雙倍賠償才8元

　　這個觀點得到了中國政法大學吳景明教授的贊同。吳景明認為，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所謂的“懲罰性賠償”不過是消費者比較熟悉的“雙倍返還”，并且是交易額的雙倍返還。比如甲氨蝶呤事件里，一支甲氨蝶呤本身的交易額不超過4元錢，即使雙倍返還也才不超過8元錢。顯然，這與所謂的“懲罰”相差甚遠。

　　“國外一些制訂了懲罰性賠償制度的國家，其立法根源也是在‘懲’，而不是在‘罰’。”吳景明說，“中國的立法應該改變消費領域不法者違法成本太低的現狀。”

　　不過，是否應建立懲罰性賠償制度，民法學界還一直存有爭議。吳景明分析說，反對者的聲音主要是擔心懲罰性賠償制度破壞了民法一貫強調的“公平”原則。有多少損害就做出多少賠償，這樣“一對一”才符合公平的價值取向，而“一對多”或者“多對一”則都是對公平原則的破壞。

　　“但消費領域比較特殊，即并非每一個受到了侵權損害的消費者都會主動尋求賠償，因此即使違法者對某一位消費者進行了懲罰性賠償，對于所有受害消費者而言，它的賠償反而是公平的。這個觀點正在得到越來越多學者的認同。”吳景明說。

　　懲罰性賠償制度發展方向也是“從嚴”的

　　正在參加食品安全法修訂工作的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劉俊海則告訴記者，食品安全法修訂草案中，已經引入了對質量缺陷食品進行“十倍價款賠償”的法條。

　　“這相對于消法中的兩倍返還，顯然又進了一步。草案雖然還沒有最終修訂通過，但至少這個草案體現出了當前立法者的立法傾向。”劉俊海分析說，“食品尚且如此，藥品就更加應該建立嚴格的損害賠償制度。”

　　值得一提的是，盡管消費領域，尤其食品藥品領域懲罰性賠償立法的呼聲很高，幾位受訪學者也一致強調說，懲罰性賠償制度一定是“從嚴”的，啟動懲罰性賠償需要嚴格的認定，包括主觀故意欺詐、惡意違約等不同情形，防止這種極端措施被濫用。

　　“即使是美國，懲罰性賠償也不是每個消費者想采用就采用的。通常比較知名的懲罰性賠償案例，都經過漫長而嚴格的程序。”吳景明說。（記者 陳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