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的36年里，葆拉·伯恩斯坦(Paula Bernstein)有關自己最初的印象，始終停留在父親辦公桌上的那幅照片上。

　　照片上的嬰兒裹在一床舊得起球的毛毯里，瘦弱得好比“納粹集中營的幸存者”。不僅如此，她鞋底還沾滿了污垢，據說使用刀片都難以清除。

　　這幅照片拍攝于1969年。當時的葆拉只有5個月大。據收養機構的醫生介紹，這孩子生下來便營養不良，體重只有4.25斤。

　　除此之外，葆拉幾乎再沒有自己被收養前，以及有關親生父母的任何信息。這么多年來，她的身份只是會計伯恩斯坦家的養女。這個家還有祖母、爸媽和哥哥。一家人定居在紐約的布魯克林地區。

　　葆拉早已習慣了自己被領養的身份。她甚至忘記了第一次被告知真實身份的時間。不經意的一次，電視中的雪兒(Cher)深深吸引住了她，這讓她隱約覺得自己和這位明星有某種關聯。不錯，這位奧斯卡影后和葆拉一樣，同樣擁有一雙迷人的深棕色眼睛。

　　有誰不對自己的身世好奇呢？或許葆拉的過去，與另一名陌生人有關。在地球上的某個角落，他或者她，或者他們，正從皺巴巴的筆記本，褪色的同學錄照片、大學的圖書館，以及浩瀚的網絡資源中苦苦尋覓。

　　只是當事人還一無所知。

　　尋親

　　有關葆拉收養前的一切，除了那張照片外，就是路易斯·韋斯收養之家(Louise Wise Services)的檔案了。正是這家收養機構，于數十年前將小葆拉交給了伯恩斯坦夫婦。

　　作為美國最早的分類收養機構，該福利院成立于1916年。創辦人路易斯·韋斯是個德高望重的猶太人。他希望借此為本民族的孤兒尋找家庭。

　　與普通人不同，被領養子女一般擁有兩套出生證明，分別是親生父母、領養父母的姓名和領養時間。然而，并不是每個被領養子女都可以隨意查看這套證明的。隨著二戰后收養高潮的到來，美國大部分地區密封了這些原始資料。在路易斯·韋斯收養之家的所在地紐約州，被收養子女必須向法院提出申請，獲準后才能得到相關信息。

　　2002年秋天，艾莉斯·莎因(Elyse Schein)就面臨這樣的問題。這位居住在法國的作家兼電影制片人，也來自路易斯·韋斯收養之家。在出生9個月后，她被來自俄克拉馬州的莎因夫婦領養。

　　與遠在紐約的葆拉一樣，艾莉斯本來并不為自己養女的身份煩心、孤獨、迷惑或痛苦。在她眼里，養母林恩·莎因(Lynn Schein)才是“真正的母親”。

　　時至今日，艾莉斯還能記得養母坐在梳妝臺前，涂上灰色睫毛，準備和父親外出的樣子。空氣中到處彌漫著誘人的夏奈爾5號香水的味道。

　　“她在我6歲時就去世了，”艾莉斯提及此事依然十分惆悵，“但我覺得她永遠像白雪公主，在鏡子里面默默注視著我。”

　　死亡的陰影自始至終籠罩著艾莉斯。尤其當年齡逼近33歲——養母林恩就是在這個年齡去世的——一種莫名的緊迫感促使艾莉斯渴望知道自己從哪里來。她從養父馬蒂·莎因(Marty Schein)那里得知了收養機構的名稱，并向紐約州立收養信息申請處(New York State Adoption Information Registry)提出申請。他們是早就等著上門尋找呢，還是壓根兒不愿相見？艾莉斯設想著各種可能，直到半年后得到答復。答復中除了表示路易斯·韋斯之家將盡快處理此事外，還多了張生母基本情況的表格。在國籍和年齡的地方，分別填寫著美國和28的字樣。

　　艾莉斯記得自己的第一反應是算出生母大約65歲的年齡，然后便排除了幾名候選人。其中包括1960年的潮流偶像伊迪·塞吉維克(Edie Sedgwick)。1967年，伊迪和搖滾歌手鮑勃·迪倫(Bob Sedgwick)傳出發生關系的緋聞。第二年的9月份，艾莉斯正好出生了。

　　巧合的是，艾莉斯本人也在28歲那年首次懷孕。當時她正在布拉格電影電視學院讀書。幾經平衡，這位單身女性在家庭和學業之間選擇了后者。

　　“我眼前浮現出一個懷孕少女，掙扎在紐約的下層社會，不得不放棄了自己的孩子。”艾莉斯一下子原諒了生母的無奈之舉。

　　至此，這個尋親的故事也就結束了。從那張語焉不詳的表格中，艾莉斯推測出生母并不愿意和自己相認。她擱下這事，回到自己在巴黎鬧市區那間10平方米的公寓里，繼續過著“波希米亞式”的隨性生活。

　　只有極少情況下，這個36歲的女人，坐在漆黑的電影院里，會幻想自己變成童話里的小鳥。當小鳥奮力鉆出蛋殼后，眼前會出現一位面帶笑容的母親。

　　“你是我媽媽嗎？”小鳥問。

　　“當然，我的寶貝。”鳥媽媽回答。

　　姐妹

　　第一次收到回復后的半年，2003年2月,艾莉斯又收到來自路易斯·韋斯收養之家的信函。莫非生母改變了心意？她按捺住激動，在灌了杯啤酒后點燃香煙，這才拆開信封。

　　艾莉斯首先注意到第三句話中的“雙胞胎”字眼。一個自稱凱瑟琳·鮑洛斯(Katherine Boros)的女士告訴她：“你出生于中午12時51分，是雙胞胎姐妹中年幼的那個。你們的母親是個28歲的單身猶太人。”

　　“這些話看上去太不真實了，好像把我的過去和未來都打亂了一樣。”艾莉斯呼吸急促地撥通好友讓·克勞德(Jean Claude)的手機。

　　“她只是興奮地尖叫，不停地說什么我曾經以為自己會一輩子孤單。”克勞德形容女友的異常，“我直起雞皮疙瘩。”55歲的克勞德向來成熟穩重。即便在街邊小攤，他也照樣一身西服革履，紳士般地細細品味著比利時特色啤酒。

　　這回他像孩童般地睜大眼睛。在樓下的酒吧里，倆人把信攤開在木桌上，大聲朗讀著其中的內容。空蕩蕩的房間里，時不時傳來毫無克制的歡笑。

　　“上面說，哦，我們的親生母親——好奇怪說‘我們’這個詞兒——是個高智商的優秀學生，在一所名牌高中里讀書。”艾莉斯大聲念道。

　　“她是高智商？”克勞德興奮地回應道，“這并不奇怪，看看你就知道了！”

　　“她獲得了一所大學的獎學金，卻由于情緒不穩定而未能入學。”艾莉斯繼續說，“她被診斷出綜合性精神分裂癥。”

　　艾莉斯再次被震驚了。因為在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讀書時，她自己也有過一段情緒低落期。當時讀大一的她，不知為何終日無精打采，躺在床上，一動不動。

　　“我的雙胞胎姐姐那時在干嘛？她會不會也覺得孤獨無助？”帶著一連串的問號，艾莉斯于2004年4月飛往美國，決定到路易斯·韋斯收養之家問個究竟。

　　就在艾莉斯情緒異常低落的1987年，身處波士頓的大二學生葆拉也感到渾身不舒服。她整夜給朋友打電話，訴說著無盡的空虛。當訴說也不管用后，她便開始暴飲暴食：一大勺土豆泥、好幾碗麥片外加數碟炸薯片，這僅僅是一頓午餐。到了晚上，她不斷用手指摳著喉嚨，吐得到處都是。

　　這在旁人看來簡直不可思議。這位優等生本該享受人生才對。作為韋爾斯利女子學院的學生，葆拉各個方面都出類拔萃。她不僅擔任班長，還是校報的主力記者。

　　“我自己也不知道為什么，只是覺得前所未有的孤獨。”葆拉事后回憶說。

　　她不由得想起了生母，或許這位從未謀面的女人能夠解釋一切。根據1983年紐約州出臺的法律，收養機構必須向收養人和成年的收養子女提供醫療信息，其中包括遺傳疾病、孕期是否吸毒或者服藥等等。

　　一周后，來自路易斯·韋斯收養之家的回信說：“資料顯示，你的母親是個28歲的單身猶太女性。她是二流大學的高材生，讀了一年便輟學回家。”負責接待的人猜測，這些異常舉動可能是出于青春期的叛逆。

　　但這段叛逆插曲，并沒影響葆拉大學順利畢業。接下來，她又獲得紐約大學電影學碩士學位，并且結婚生子。

　　重逢

　　當這位巴黎電影人，也就是艾莉斯的飛機在紐約降落時，葆拉正在位于布魯克林東村(East Village)的公寓里收拾房間。作為一名自由撰稿人和電影批評家，葆拉小部分時間是在家照顧2歲的女兒杰希(Jesse)。2004年4月13日早晨，葆拉陪著杰希上完體操課，接到一個陌生電話。

　　“我并不想這樣貿然告訴你，”對方說，“但你有個雙胞胎姐妹。”

　　出于當過10多年記者的職業習慣，葆拉下意識地拿出紙筆：“你是誰？”

　　“凱瑟琳·鮑羅斯。”這位路易斯·韋斯收養之家的收養服務部主任，終于幫助艾莉斯聯系上了葆拉。由于葆拉10多年前曾與她們聯絡過，使得這次尋找無比順利。

　　此時，窗外下起了傾盆大雨。葆拉覺得“心口好像壓了塊木板”，“完全無法呼吸”。她覺得自己這輩子只有過兩次這種感覺。另一次是大學二年級的報到日，她從地鐵的樓梯摔了下來，頭重重地砸在水泥地板上。當急救人員把她放在擔架上時，她疼得幾乎無法呼吸。

　　看著記事本上“艾莉斯·莎因”和“巴黎”的字樣，葆拉撥通了凱瑟琳的電話。

　　“你好！”電話里傳出和自己幾乎相同的聲音。

　　“艾莉斯？”葆拉這才意識到撥錯了號碼。

　　經過長達35年的分離，這對從牙牙學語時就沒說過話的姐妹，現在開始煲起了電話粥。她們彼此相約第二天在一家具有中東風格的咖啡館見面。

　　毫無疑問，雙方都緊張極了。

　　葆拉表示向來不習慣照鏡子，尤其是進入發育期臉上長出粉刺后。大多數時候，她只是瞥一眼櫥窗玻璃，確定頭發是否零亂。但自從知道有個雙胞胎妹妹，她無論是刷牙還是抹口紅，都要認真打量一番。

　　“或許我看到艾莉斯就像照鏡子一樣。”葆拉笑著說。

　　另一邊的艾莉斯則開始觀察街上的行人，并根據長相將他們搭配成雙胞胎。

　　“我不斷告訴自己要鎮靜，但還是止不住地興奮。我有個雙胞胎姐姐。”

　　在咖啡館的圓桌前，幾乎是同一個版本的兩個人相遇了。

　　“你一定是艾莉斯。”姐姐首先打招呼，“我是葆拉。”

　　沒有眼淚，也沒有擁抱，這對骨肉只是拘謹地握了握手。

　　“我不知道該怎么開始，我們有35年需要彌補。你如何問某人‘我們離開共同居住的子宮后，你做了什么’？”葆拉這樣形容初次見面時的尷尬。

　　她們互相打量著：深棕色的大眼睛，帶點俏皮的鼻子，薄薄的嘴唇，纖細的手指——她們的長相完全一樣，除了頭發顏色和長短不同。

　　“我們的確是同卵雙胞胎。”艾莉斯打破了僵局。她們擁有太多的相同之處：說話時挑動眉毛，喜歡高挑的男生，習慣吮吸中指和食指，對同一種藥物過敏，在大學里是女權主義者，愛聽鄉村女歌手的民謠，甚至童年和同一款名叫“布奇”的棕色泰迪熊睡覺……

　　在這家咖啡館里，葆拉經歷過無數次重大時刻：和朋友慶祝考上研究生，與丈夫第一次約會，為女兒舉辦滿月派對……

　　如今，喝著西班牙里奧哈葡萄酒，她和自己失散多年的妹妹在這里重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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