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利福利亞州立大學的橄欖球館是一個分為兩半的有趣造型。因為地震學家告訴建筑設計師，球館下面就是巨大的海沃德斷層，極其危險，說不定哪一天就會裂開，但具體在哪一天則說不準。于是，球館就被設計成了現在這個樣子，每個半邊都能獨立移動，即使哪一天下面地殼錯開了，橄欖球館也能毫發無損。

　　加州大學橄欖球館的設計，就是現在美日兩國應對地震政策的一個鮮活例子。美日兩國都是多地震國家，也是目前世界上地震預報技術最先進的兩個國家。現在地震學界對于地震的長期預報相對較有把握，即“在未來某時間段內某地區可能會發生某級地震”。這種長期預報的結果，可以由政府用來制定強制性的建筑物抗震標準，如某地區被認為在未來30年內會發生7級地震的話，該地區的建筑物就全得按這個抗震標準建造。

　　目前，世界地震學界最主流的學術觀點是“地震無法預測”，對此既有扎實的學理論述，也有實例為證。

　　帕克菲爾德地區，美國科學家總結出該地有約22年的6級地震周期，為此準備了最先進的設備和最豐富的資料，可嚴陣以待大大超過了22年，卻一直未等到期待中的地震。

　　日本1923年的關東大地震后，人們總結該地區有約68年的大地震活動周期。從上世紀下半葉開始，日本在這一地區全力以赴地建立健全地震監測臺網。1995年卻在監測臺網較稀的關西地區，發生了阪神大地震。當然，也有非主流學者對此持有不同觀點，但無論從學理上，還是在實踐中，也并沒有拿出太有說服力的東西來，世界目前公認的成功地震(短臨)預報也只有海城一次罷了。

　　有鑒于此，所以現在美日兩國應對地震的政策，是以減災為主。包括強制性的建筑物抗震標準、民眾的防震知識教育、適時開展地震模擬實地演習等。應該講這樣的政策比較成功。在日本，地震后往往只會產生百位數以內的傷者，死亡則并非每次都有。阪神大地震死亡6434人，已被認為數字高得瘋狂。而汶川大地震截至25日12時，已有62664人死亡,還有23775人失蹤。生命都是無價的，但為了保護今后更多的鮮活生命，我們卻不能不做一些冷酷的數字對比：日本要發生了十次阪神大地震，才會死一次汶川大地震這么多人！而哪怕要預報準確一次這樣的破壞性大地震，也基本是不可能的。由此我們可以看出，以人類目前的科技水平，應對地震災害時把主要精力放在減災措施上，要比寄希望于飄渺的準確預報，現實合理得多。

　　只是，中國有其特殊性。1975年中國地震科學家幸運地準確預報了海城大地震。當時的執政者曾將之作為社會主義勝過資本主義的教材。動物反常、“小震鬧、大震到”等等，也作為地震預報的絕對真理，隨后得到了廣泛傳播。改革開放以后，中國經歷了三十年的與國際接軌，但地震學畢竟是一冷門學科，學界雖已多數接受地震不可預報說，可在公眾層面上，卻依然有很多人相信地震一定有那些前兆。所以這次汶川大地震發生后，蟾蜍遷徙等事在網上被傳得沸沸揚揚。如果誰說上一句地震不可預報，則立即會遭到群起圍毆。

　　一個優秀的民族要善于從災難中學習，才可以說多難興邦。如果說唐山大地震后，我們還沒有足夠財力做高抗震標準的建筑。那在國力空前增強的今日，我們就絕對有理由要求向先進國家學習，把應對地震的政策重心轉到減災措施上來。汶川大地震死難者在天堂有知的話，他們也一定會這么呼吁！（樂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