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歷了5年漫長的討論后，新醫改方案征求意見稿終于像初生嬰兒呱呱落地。對于方案的優劣，恐怕一時尚難有一致的看法。不過，有不少人認為，醫改方案的制定過程其實是一筆更大的財富。“看了征求意見稿，我們很難說到底是所謂政府主導派勝了，還是所謂市場主導派贏了，但是可以肯定地說，民意在決策中發揮了很大作用。”一位參與者說。

　　過去5年，醫改的討論在超乎尋常的開放中進行，各界參與決策的熱情得到了空前的釋放。形形色色的觀點、看法見諸于各類媒體，長期吸引著人們的眼球。不斷的辯論甚至催生了兩個公開的持不同意見的學術派別。

　　醫改專家顧昕說，過去很多決策制定中，專家學者的角色常常是注釋者——領導已經拍了板兒，作了決定，你來尋根據典證明是對的；而在醫改方案的制定中，專家學者成了真正的參與者——在決策前就可發表自己的看法，如果言之成立，官方還會給予充分的重視。他相信，這種位置變化是百姓之福。

　　其言不虛。從2003年開始，國務院研究中心發表“中國醫改不成功”的報告，揭開本輪大討論的序幕，其后無數人發表了無數的文章，就醫改成功與否、不成功的原因及表現、中國醫改的未來之路等等進行了全面深入的討論。最終形成了強調政府主導、醫療公益的觀點和主張市場主導、自動平衡的理論。雙方辯難成為一大奇觀。

　　事實上，醫療體制改革乃是世界性難題，沒有哪個國家找到了十全十美的解決辦法。美國有美國的路子，英國有英國的辦法。只是無一例外，都是喜憂參半。前者號稱效率高但成本巨大、公平性低，后者公平性、可及性固然可稱道，但效率低下，浪費不淺。在如此艱難的問題前面，匯集民智、問策于民應該是上上之策。政府此次也是如此做的。

　　沒有公開信息說明，這種高調姿態的信心來自何處，但是它確實成為了一個可圈可點的樣板。一方面，有關機構沒有文過飾非做鴕鳥，而是坦然承認問題的存在、民生的艱苦；另一方面，它積極的調研，尋找問題的根源，并能夠允許異議的存在和自由表達。

　　可以俯拾的例子是，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網站專門開辟了《我為醫改建言獻策》專欄，共收到意見建議1500多條，來信600多封；而衛生部則多次組織持不同意見的研究人員面對面打擂，闡述自己的理論，有關官員則臺下旁聽。正如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學者李玲在接受新華社記者采訪時所說，“發動全民參與醫改方案制定，是中國推進醫藥衛生體制改革前所未有的大手筆，充分體現了政府決策的謹慎、科學和民主。”

　　需要再次交代的還有，2006年6月30日,中國就決定成立由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與衛生部牽頭、16個部門參加的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部際協調工作小組，研究提出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總體思路和政策措施。這也是尊重各部門意見的表現。醫療體制改革不只是衛生行政部門的事，當然也要兼聽各機關的看法。

　　這種民意化在去年達到了一個高峰。醫藥衛生體制改革部際協調工作小組就國家基本藥物制度、政府衛生投入機制、醫療保障制度、發展非公醫療機構、藥品價格形成機制等問題開展專題討論。同時，還委托世界衛生組織、麥肯錫公司、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等9家國內外知名機構，開展獨立平行研究，并通過召開研討會收集國外先進經驗及國內有益嘗試。

　　醫改專家劉國恩說，他“非常幸福參與到這么偉大的實踐中”去，也為社會進步到如此感到興奮。“我們可能還沒有意識到我們達到的高度。”他告訴記者，有一個比利時的教授聽說中國的醫改有兩個公開的派別，而且還可以在媒體上公開辯難，當即表示不信。“這個比利時的朋友說，即便在比利時，這種公開對立的程度也很難達到。他可以公開表示對任何問題的異議，但很可能會因此失去下個學期的工作合同。”劉國恩則沒有擔心。他在報紙上寫文章批評衛生部的做法，得到的待遇是“請劉教授多到我部喝咖啡，再多看看我們的做法”。(記者 董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