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調查結果和人們的想象不一樣

　　2004年9月，在亞洲開發銀行貸款的支持下，我國云南西部的保山市至龍陵縣之間開始修建一條長約80公里的高速公路(簡稱“保龍高速公路”，目前已竣工通車)。公路建設地區距中緬邊界約100公里，這一線是云南省受艾滋病危害最嚴重的地區之一，艾滋病防治形勢十分嚴峻。國內外的研究表明，如果沒有采取有效的預防干預措施，高速公路建設在加速地方經濟發展的同時，也會增加某些疾病(尤其是性病、艾滋病)向周邊社區蔓延的危險。

　　為減少保龍公路建設可能帶來的潛在社會危險因素，2005年，云南省政府艾滋病防治辦公室和亞洲開發銀行共同設計了一個性病艾滋病預防控制項目——“保龍高速公路性病艾滋病預防項目”(也稱“保龍安康行動”)，該項目由瑪麗斯特普國際組織執行、昆明醫學院健康與發展研究所和保山市疾病控制中心共同擔任監督評估和調查數據的收集、整理和分析。

　　此次調查分為基線和終線兩次調查。項目組近40名成員針對不同人群特征用不同的抽樣方法，對筑路工地人員，公路沿途周邊洗浴中心、娛樂場所、酒吧、賓館、美容美發店、路邊店中從事商業性性服務的女性，以及與筑路工地聯系緊密的村寨務農青年、工地附近鄉鎮打工青年和鄉鎮中學里16歲至24歲的青年進行了問卷和訪談調查。為使調查結果更有說服力，更能科學地評估政府和其他部門以及“保龍安康行動”在這個地區的作用，該項目還在與保龍高速公路筑路環境相同、筑路工人的教育程度及月收入等一般特征極為相似的保山市騰沖縣至緬甸密支那的二級公路上建立了對照組，其調查結果與保龍高速公路的調查結果基本沒有差異。

　　令人欣喜的是，調查發現：“盡管保龍高速公路建設工地臨近艾滋病和吸毒的高流行區，但目前建設工地尚未發現靜脈注射毒品和艾滋病蔓延的情況。”

　　“非技術工人尋求商業性性服務的可能性是最小的，這是我們這次調查中通過多種途徑得到的能夠印證的信息。”項目組一位調查員對記者說：“我反對把農民工看做洪水猛獸，反對把農民工說成都在嫖娼。”

　　這位調查員說，農民工里也有不同的群體。調查中，他們把筑路工人分成若干亞群體來調查：項目管理人員、監理、包工頭、技術工人、非技術工人、司機。而在建設工地里，非技術工人占了大多數，其中一些北方來的工人稱自己為“笨工”。他們從事著挖石方、挑土等工作強度大且單純的體力勞動，經常加班，生活條件艱苦，吃著大鍋菜，十五六個人住在一間不到20平方米的簡陋工棚里，不僅收入低，還常常不能按時領到工資。

　　這些大部分都已結婚的工人，妻子不在身邊，雖然也有人會說“誰總想吃素，也想吃點葷”，但受收入、交通條件、交往需要等影響，他們中很少有人與商業性“性工作者”發生性行為。“每天工作那么累，哪有那個心思去耍。再說怎么消費得起？一天才掙那么一點錢。”某標段的一位農民工說。

　　一名洗浴中心的“性工作者”證實了這一說法：“上面住的那些人拿錢不多，他們也消費不起。我們接待的都是其他客人。”

　　記者在《保龍高速公路性病艾滋病預防項目基線調查報告》中看到，非技術工人是“筑路工人各人群自報告近一年與商業性‘性工作者’發生行為的比例”中最低的，有95.9%的人沒有這一行為，95%的人在最近一年里沒有與臨時性伴侶發生過性行為。

　　一位工人說：“我們家生活困難，地不多，一家老小都指望我出來掙錢回去，讓家里日子好過些，我再苦再累也心甘情愿。我不會亂花錢，更不用說亂來了。”

　　另一位工人說：“娃娃讀書等著錢，我們再苦再難也不能耽擱娃娃，我把煙都戒了，就是為了多帶點錢回家。”

　　“嚴肅客觀的社會調查結果往往和人們的想象不一樣。人們總以為農民工是一個性活躍群體，對婚姻和性生活有很大需求，離鄉背井后，很容易發生婚前和婚外性行為。但其實他們也有自己的堅持、夢想和對未來的規劃。”昆明醫學院教授、云南省健康與發展研究會理事長張開寧說。

　　安全套和安全帽一樣重要

　　在保龍高速公路的調查中，研究者們發現，筑路工地的各人群中，尋求商業性性服務最多的是包工頭和司機。其原因是：“包工頭既有工作需要，許多部門要應酬，又有經濟實力、交通工具和時間、住宿相對獨立等客觀條件”；“司機工作比較自由，經濟收入有保障，對周圍環境熟悉，75.2%的司機不是本地人，配偶不在身邊，有更多單獨外出的機會，工作之余經常聚集在一起喝酒，更增加了酒后高危行為發生的可能性”。

　　調查中，一位包工頭對調查員抱怨說：“老家不是不要，經常匯錢回去，給家里蓋了房子。干我們這行，常年在外，老婆不在身邊，寂寞的時候找小姑娘玩，精神上有個寄托。再說了，現在找個工程也不容易，有時候要公關，請吃、請喝、請玩。喝酒、唱歌請小姑娘陪陪，有氣氛。”

　　當調查人員問這位包工頭是否領用過安全套時，這位包工頭嘿嘿笑了起來：“安全套？發過，沒好意思領，都堆在辦公室里。”

　　近年來，推廣使用安全套已成為防治艾滋病的一項重要措施，2006年11月出臺的《云南省艾滋病防治條例》規定：“在機場、碼頭、車站、工地等人口集中場所，設置安全套發售設施。提供住宿、娛樂服務的營業性公共場所的經營者應當在營業場所擺放安全套或者設置安全套發售設施，宣傳推廣使用安全套。”但在此次調查中，研究者們卻吃驚地發現，雖然大多數筑路工地人員都知道使用安全套，但他們中的一些人在尋求商業性服務時仍然不使用安全套。根據包工頭和司機等人的自報告，他們與臨時性伴侶發生性行為時，安全套堅持使用率都很低。其原因多種多樣，有人認為可以通過觀看來確定“性工作者”是不是健康，認為沒有病，就可以不使用安全套；有人則認為，以前沒使用安全套也沒有病，所以不需要。較多的原因是“本人不愿意使用”、“性伴侶沒有要求”、“身邊沒有”等，還有一些原因是“覺得離性病、艾滋病較遠”、“農村小姑娘比較安全”。一位司機說：“也用過。但有時候忘了帶，就不用了。再說，相處時間長了，彼此都比較了解，應該沒什么病，雙方都比較放心。”

　　“無保護的性行為會成為性病艾滋病最主要的傳播威脅。”一位調查員說：“筑路工地各人群感染性病艾滋病的風險，不僅在于尋求商業性服務的行為，更重要的是在尋求商業性服務時不用或不能正確使用安全套。”

　　而更令人擔憂的是，由于不堅持使用安全套，使和公路建設相聯系的女性商業性“性工作者”在應對性病艾滋病方面的脆弱性增加。與城鎮里的“性工作者”比較，路邊店的“性工作者”更加脆弱：接客數量多，卻幾乎沒有預防艾滋病的知識，自我保護意識很欠缺。

　　調查發現，雖然老板告訴這些女性要用安全套，但在性交易中，卻由于多種因素最終沒有使用安全套。例如：“處于被動地位，客人不愿用而自己又無法說服”；“遇到熟客和自己喜歡的人”；“認為當地沒有艾滋病，得艾滋病的可能性不大”；“客人加錢”；“相信自己身體好，不會被感染”。

　　此外，調查還發現，修公路增加了周邊社區村民就近打工、出售農副產品、出租房子的機會，提高了當地村民的收入，帶動了當地服務業、餐飲業的發展，也帶動了沿途各種娛樂場所的發展，出現了娛樂場所跟著公路走的現象。由于交通相對便利、大量外地人員到來，使當地年輕人在思想、觀念、交往行為等方面發生了較大的改變。

　　在所調查的社區青年中，校外青年和在校學生幾乎同齡，但相比之下，校外青年在性病艾滋病應對方面更顯脆弱。例如，校外青年自報告婚前性行為的發生率村寨青年為45.4%，鄉鎮青年為36.8%，學生自報告婚前性行為的發生率為12.5%，校外青年是在校學生的3~4倍，而且他們的性行為往往沒有任何保護措施。當地傳統觀念認為，年輕人在婚前不應該有性行為，更不用說使用安全套，這成了影響安全套發放、領取、使用的原因之一。

　　據調查，大多數社區青年都知道安全套的銷售點是醫院、計劃生育機構、藥店和私人診所，他們最愿意去購買安全套的地方是醫院、藥店和成人保健用品店，只有少數社區青年提到安全套自動售賣機。對于在社區安裝安全套自動售賣機和設立安全套售賣點，大多數被訪的社區青年都表示贊同。而不贊同的人認為，安全套的公開銷售有損當地社會風氣。

　　“建筑公司更關注的是筑路進度和工人安全，戴安全帽等安全事項在工地深入人心。而安全套也應該和安全帽一樣列入安全知識教育，才能使防治性病艾滋病工作更易實施并經常化。”張開寧說。

　　基層醫務人員性病艾滋病知識匱乏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調查發現，所有被調查的公路建設工地沿途社區的基層醫療機構雖然一直在提供性病的診斷治療服務，但這些機構的管理者和醫務人員性病艾滋病知識卻相當匱乏，沒有必要的藥品和診療設備，甚至不知道他們在性病艾滋病預防工作中可以發揮重要的作用。

　　項目組調查的基層醫療機構對象是鄉級醫院、公辦的縣級診所、村級診所和家庭診療中心，以及私人診所和藥店。這些醫療機構基本不了解怎樣接診艾滋病人，但能提供基本的性病診治服務。性病接診量較大的是鄉鎮衛生院、個體診所和街道、鄉村衛生室，一年接診性病患者從幾人到100多人不等，而且不同醫療機構所接診的性病種類還有所不同。離筑路工地較近的個體診所和街道、鄉村衛生室接診的大多為筑路工地的性病患者。而離工地較遠的鄉鎮，性病患者多為本地外出的打工者或在當地打工的外地人。

　　然而，這些基層醫療機構中，除了鄉鎮衛生院能做幾項簡單的性病檢測外，其他醫療機構基本不能開展性病檢測，醫生對性病病人的診斷主要依靠病史和查體。

　　調查發現，基層醫務工作人員性病艾滋病的相關知識匱乏，20%的醫務人員不能正確選擇艾滋病的全稱，對艾滋病的診斷、治療措施、職業防護等知識做出正確選擇的人也不多。

　　對于某些艾滋病防治知識，不少醫務人員也存在誤區。如蚊蟲叮咬是否能傳播艾滋病，有近1／3的醫務人員不能正確回答。仍有部分醫生認為“性交后沖洗”和“使用外用避孕藥”可以預防艾滋病。

　　“雖然這些知識在大眾宣傳中經常涉及，而且在宣傳畫中也能看到，但是這些醫務人員仍然不了解，這有可能與他們防范艾滋病的意識不強有關聯。”一位調查員告訴記者。他們在調查中發現，絕大部分基層醫務人員都沒有接診過艾滋病人，只有極個別的醫生在進修期間接診過艾滋病人。在談到艾滋病時，雖然大多對艾滋病人和艾滋病感染者表示同情，但仍然覺得“太恐怖了”、“害怕”，甚至有極少數的醫務人員認為“是罪有應得，不值得同情”，“應該讓所有人都做一次抽血檢查，發現了得艾滋病的人就隔離起來，不讓他們傳播艾滋病”。

　　“這些醫務人員對患者作出的道德批判，影響了他們對艾滋病預防與控制的看法。”這位調查員說。

　　被訪人員都在乎自己的健康

　　“不要以為農民工都是些大老粗，對自己的健康和安全麻木不仁。”張開寧對記者說，根據他們的觀察，其實大部分干苦力的非技術人員都很在乎自己的健康和安全，他們中許多人每次吃飯只夾剛端上桌的菜，之后就只吃飯，他們害怕感染上乙肝。

　　“除了乙肝，他們還害怕很多病，比如他們就問過我，糖尿病會不會傳染。”張開寧說。

　　調查顯示，筑路工地各人群幾乎都聽說過性病，也知道性病的傳播途徑，還能說出一兩種性病的名稱，但對艾滋病的基本知識就知之甚少。監理、包工頭和工人中大多數對“一個人從外表是不是能看出他患有艾滋病”這一問題的回答是“曉不得”。在大多數聽說過艾滋病的人中，普遍只知道艾滋病的傳播途徑是血液傳播和“與那些女人玩”會傳播，知道母嬰傳播途徑的人很少。此外，筑路工地人員大多認為預防艾滋病的措施是不吸毒，但多數人對“不注射毒品、不共用針具吸毒”的做法不很清楚；大多數人認為“不要亂來”也是預防艾滋病的手段，但對“使用安全套能預防艾滋病”的認識模糊。

　　就艾滋病知識的了解深度和廣度來看，項目管理人員和監理較好，非技術工人是最差的。管理人員可以通過電視、報紙、雜志、網絡等獲取艾滋病的知識，而非技術工人尤其是隧道工程的工人，三班輪轉，多為體力活，非常辛苦，業余生活主要以看書報、聊天為主，知識主要來源于口口相傳。而在他們中，外地工人好過本地工人，漢族工人好過少數民族工人。

　　當聽說調查員可以給大家講解健康知識時，筑路工地人員都表示出極大的興趣。一位工人說：“從來沒有人給我們講過，不知道如何處理，聽說打噴嚏也會傳染上，害怕得很。我們很想有人來講講。”一位包工頭也說：“現在社會上的病多，我們也不知道如何預防，也沒有人講過。要是你們能來講講再好不過。”

　　調查顯示，工地上的各人群對艾滋病知識講解、宣傳資料發放、安全套發放、健康咨詢和專門技術培訓等干預服務都有較大需求，他們中只有少數人曾經獲得安全套、潤滑劑、性病診療服務和專門技能培訓。工地上大部分人都表示今后兩年希望獲得的服務是“講解性病艾滋病防治知識”、“提供安全套和潤滑劑”。

　　一位調查員告訴記者，商業性“性工作者”的艾滋病知識令人擔憂。“艾滋病？聽說過，但不曉得得了究竟會怎么樣，只聽說很可怕。”一位“性工作者”對調查員說。她們中一些人甚至錯誤地認為“性交后沖洗”、“使用消炎藥”、“看他有沒有病”都可以達到預防的目的。雖然她們知道要使用安全套，但她們中大多數人不知道哪里可以領取免費的安全套。

　　這位調查員說，與女性商業性“性工作者”溝通難度較大，剛開始要以角色扮演的方式與她們單獨接觸。當向她們表明身份說明來意后，她們會表現出不耐煩，把電視機打開，放很大的聲音。可是當調查員說出一些她們不知道的知識和信息后，她們的態度會發生改變，甚至專注地聽調查員講解。“其實她們都很想知道自己從事這一行業會給自己的健康帶來什么損失，今后還能結婚并生育健康的孩子嗎？”

　　“在我們訪問的所有人員中，都表示出對健康教育和生殖教育服務的迫切需求和濃厚興趣，基層醫療機構的醫務工作者也希望獲得性病診治、咨詢和健康教育等方面的相關培訓。”張開寧說：“公路建設工地沿線的不同人群在性病艾滋病應對方面均存在嚴重的脆弱性，預防干預項目活動顯得很重要。‘保龍安康行動’可謂雪中送炭。”

　　收效明顯

　　通過基線調查和終線調查的結果比較表明，經過一年多的干預，通過“保龍安康行動”項目與保山市政府的合力，無論是保龍高速公路筑路工地還是騰密公路筑路工地，艾滋病防治工作都取得了令人振奮的效果：

　　保龍高速公路筑路工地各人群對艾滋病3大傳播途徑知曉率和艾滋病關鍵知識的正確認識率有所提高；各人群自報告的危險性行為發生率比以前有所降低，包工頭、司機、技術工人臨時性性行為的發生比例大幅度下降，包工頭與臨時性伴發生性行為的比率由基線調查的22.7%減少到終線調查的4.5%，技術工人最近一年與“性工作者”發生性行為時堅持使用安全套的比率由6.7%上升至65%。

　　騰密公路筑路工地各人群自從知道有HIV免費自愿檢測后，想檢測的人比例增高，一年后尋求HIV自愿檢測的人數比例都較前一年有所升高，以包工頭的升高比例最大，從70%上升到90.9%。

　　作為政府防艾工作和“保龍安康行動”關注的重點人群，研究者們欣喜地看到，在政府和其他部門以及“保龍安康行動”的共同作用下，女性“性工作者”的艾滋病防治知識有了較大的提高，同時也促使了安全性行為的發生。其中，路邊店的女性“性工作者”的改變尤為明顯，其艾滋病知識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安全套的使用比例也明顯增加。

　　此外，公路沿線的社區青年對艾滋病相關知識的正確認識率也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調查顯示，社區青年最近一年與臨時性伴發生過性行為的比例比干預前有所降低，首次性行為時的安全套使用率比干預前有所提高。

　　而醫務人員不僅艾滋病相關知識有較大提高，對待性病艾滋病病人的態度也發生了明顯的改變，對感染者持“恐懼”態度的醫務人員比例從20.3%下降到1.4%。

　　昆明醫學院健康與發展研究所副教授唐松源指出，艾滋病不僅是一個醫學問題，更是一個公共管理問題。防治艾滋病需要全社會諸多部門做工作，需要政府、企業、非政府組織、社區、不同人群包括感染者和病人以及專家，還有國際組織的共同努力和參與。只有合理地組織動員社會資源，才能有效地防治艾滋病這一阻礙人類社會發展的疾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