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您剛才提到說可能要請別的醫院的醫生，實際上對于艾滋病病人患了其他疾病，究竟應該是專科醫院來醫治，還是比如說綜合醫院，或者說所有的醫院都應該來進行醫治？

　　李興旺：

　　我想我們面臨的現實情況是這樣，因為艾滋病病人手術難的問題，我想它不是一個城市的問題，甚至不是一個國家的問題，可能很多地方都有這個問題。對于這個情況，我想比較好的辦法，應該在一個地區應該有一家比較好的、成規模的、有能力的一家醫院能夠作為一個指定醫院，它來承擔這個任務，這樣使我們的艾滋病病人他碰到外科這種情況，他有一個保障。

　　另外我想還要有一個機制，我們說一旦有這個機構承擔這種義務的話，那么我們要對我們的外科醫生有一個保障機制。比如講如果說他一旦在手術過程中比如把手弄破了，或者有一些傷口出現了，我們要有一個很好的對傷口的處理，甚至一些預防藥物的應用，這樣使他的健康能夠得到保證，這樣我想可能能解除我們外科醫生的后顧之憂。

　　主持人：

　　好，非常感謝李主任。

　　戴主任，剛才李主任在談話當中也提到了，比如手術過程當中醫生感染的幾率，我們這兒也有一個資料，這個資料表明，醫務工作者被艾滋病毒污染的針具刺傷后發生艾滋病病毒感染的幾率是0.33%，也就是說在3‰左右。粘膜表面暴露的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幾率是0.09%，相當于萬分之九，但實際上在我們的生活當中，大家所了解到的，在我們國家好像感染率為零，這說明什么呢？說明我們防護工作做得好呢？還是說實際上我們醫生給艾滋病病人做手術做得少？

　　戴志澄(中國性病艾滋病防治協會會長、特邀觀察員)：

　　對我們國家來說，恐怕主要是手術做得太少，不是少，而是太少。因為什么？本身從國外的資料，它有統計資料，我們國內因為做得太少，所以就沒有這個統計資料。那么實際上從科學的角度來看，如果一個醫院他在手術的過程當中是非常的規范，非常的正規，也就是說貫徹普通反復的原則，就是說有風險沒風險，我們都按照一切正規的規定去做，認認真真去做，這個感染率應該是非常非常低的。

　　主持人：

　　我們也看到很多艾滋病病人寫的文章，包括他們所提到的自己的一些經歷。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剛才片子當中的家明，他提到一句，說我想念白求恩大夫的在天之靈，這話聽起來讓人感覺有點悲涼，就是說作為一個醫生來講，我們目前現在的醫生來講，有沒有權利來區分什么樣的病人應該治，什么樣的病人不應該治？或者說艾滋病人我就不治？

　　戴志澄：

　　你說起這個問題，從我自己從事公共衛生工作50多年，我是很不愿意把醫德，就是醫療道德和當前艾滋病感染者并聯，不能夠進普通的醫院進行手術聯系起來，聯系起來，對我來說覺得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因為聯系這個事兒，我就要想到我們那么多的醫務人員，他在抗震救災，在很多應急事件，包括在2003年SARS期間跟很多傳染性非常強的疾病做斗爭的時候，那個時候那么英勇、無畏，涌現出那么多可歌可泣的事情，那么怎么會在艾滋病這個問題上老邁不出這一步。

　　主持人：

　　為什么？

　　戴志澄：

　　為什么，我不大愿意用醫德來解釋這個問題，我想主要還是恐懼，對艾滋病這個疾病的本身缺乏一個科學的態度，也就是說不是認認真真，拿現在的話來說是科學發展觀來看待艾滋病，不要說從社會的角度來看，就是說從艾滋病本身它的發生、發展的規律來看，它并不是那么可怕的東西。

　　主持人：

　　那么對于艾滋病病人來講，得了其他疾病就診難這樣的問題，像醫院醫生是怎么考慮的？這樣的問題怎么解決呢？接下來我們再來了解一下。

　　(播放短片)

　　解說：

　　上海市公共衛生臨床中心是國內為數不多的擁有自己的專業外科門診的艾滋病定點醫院之一，在這里有專業的外科醫生團隊為艾滋病人提供各種非艾滋病病種的外科手術治療。

　　劉保池(上海市公共衛生臨床中心外科主任)：

　　上星期三個病人，一個就是腎功能不好，在別的醫院一查HIV陽性，那么就轉過來。

　　另外還有兩個病人，一個是肝癌，另外還有一個骨折的病人，還有幾個病人是肛瘺，也是在外邊已經排上手術了，第二天要做手術了，突然術前檢查報告出來了，HIV陽性，不敢做，也轉過來了。

　　解說：

　　來到這里就醫的艾滋病分病情各不相同，但同樣都是因病需要進行外科手術，在這里，他們能夠得到專家團隊的治療，也能夠享受到現代化的醫療設備和良好的衛生條件，最重要的是這里不會因為他們是艾滋病人而拒絕他們。

　　這就是上海公共衛生臨床中心的手術室，為了保障手術中醫護人員的安全，醫院引進了現代化的醫療設備，建立了一套完善的消毒隔離程序，有了這些保障，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手術中醫務人員自身的安全性，也消減了他們的心理負擔。

　　上海市公共衛生臨床中心醫務人員：

　　我們現在用這種視頻咽喉鏡，這個視頻咽喉鏡是通過口徑前面的一個攝像頭，直接遠距離操作，我們通過這個屏幕來看到病人的喉部的情況，這樣避免了病人直接面對醫生，造成醫生的職業暴露。

　　解說：

　　職業暴露，是指人員在從事艾滋病防治工作或其他工作過程中，被HIV感染者或艾滋病病人的血液、體液污染了破損的皮膚或非胃腸道粘膜，或被含有HIV的血液、體液污染了的針頭及其它銳器刺破皮膚而具有被HIV感染可能性的情況。

　　劉保池：

　　這個東西可以防止手術臺上的病人做手術血噴出來，進行保護，如果血液進到眼結膜里面，會增加職業暴露的可能性。

　　解說：

　　記者在采訪中發現，像上海公共衛生臨床中心這樣，為艾滋病人提供外科手術的醫院在中國其實還僅僅是個個例，艾滋病人的手術給醫生帶來的風險究竟有多高？國際上的統計數字是0.33%，在手術中一旦因為血液、體液污染，或者被針頭、手術刀、剪子刺破皮膚而發生職業暴露，只要在4小時內采取緊急處理，服用三周的藥物，就可以將感染的風險降到十萬分之四，但即便如此，往往有時艾滋病患者僅僅是做個小手術，很多醫院也都以各種理由推諉，以至于讓有的患者發出了這樣的質疑，為何有些醫療工作者對艾滋病患者的恐懼和歧視甚至高過普通公眾。

　　盧洪洲(上海市公共衛生臨床中心副院長)：

　　那么一旦他這個科里面收了一個艾滋病病人，不僅是醫生有恐懼，或者有一些心理方面不能適應，都在這個病房里面的這些其他病人，如果這個地方有一個艾滋病人，其他病人可能都要逃走了，這是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

　　解說：

　　從制度上講，中國目前還沒有對因職業暴露而感染HIV的醫務人員進行賠償、補償或補助的法律規定。另一方面，醫務工作者對艾滋病的認識也有待于普及和提高。正是因為這些原因，醫務人員在為艾滋病人進行治療時，精神上確實承受著不小的壓力。

　　上海市公共衛生臨床中心的外科主任劉保池曾經參加中國醫療隊，在贊比亞工作兩年，對此深有體會。

　　劉保池：

　　第一次為一個艾滋病病人手術的時候，知道這個病人是艾滋病病人，我手術非常小心。我手術做到一半的時候，突然發現手套破了，隔著手套發現手里邊有血，特別緊張，趕快把手套摘下來，摘下后發現手指有血，很清楚，這個血是艾滋病病人的血，馬上就去洗手洗干凈，也沒破，任何感覺也沒有，不能不做手術，病人還在手術臺上，又重新把手套戴上，把手術繼續做下來。

　　當第一次接觸病人血的時候，心里面的心情特別復雜，想著萬一真要是感染了怎么辦，不好交待。

　　解說：

　　如何讓更多的艾滋病人得到良好的救助？如何讓艾滋病人不再在非艾滋病的就醫道路上遭遇尷尬？我們未來需要做的還有很多。

　　主持人：

　　歡迎繼續收看《新聞1+1》。

　　戴老師，實際上面對艾滋病病人其他疾病就診難這樣的一個問題，讓人感覺很矛盾。實際上國家有相關的艾滋病防治的條例，比如像第四章第四十一條規定：

　　醫療機構應當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提供艾滋病的防治咨詢、診斷和治療服務。

　　同時，醫療機構不得因就診的病人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艾滋病病人，推諉或者拒絕對其他疾病進行治療。

　　但是從剛才這個片子當中，我想我們看到專科醫院的一些治療方法，但是我想我們也設身處地地想一想，醫生也是人，您剛才提到恐懼，他也有家庭，也要考慮到自己的健康。另外好像還要顧及一些名聲。另一方面，從片子當中我們也看到，像醫院也面臨一個成本的問題，來了一個艾滋病的患者，會不會使他的就診率降低，或者說使用一次性的器具會增加醫療的成本。

　　所有這些問題放在一起，我們覺得好像醫生也好、醫院也好，也有他的一種理由，你怎么看？

　　戴志澄：

　　是這樣的。認識這個病不等于從行動上，我知道這個病應該怎么樣怎么樣是科學的，是正確的，但是我行動起來，可能我就畏懼了，恐懼了。好像是今天我在網上看到一個很有意思的調查，它是隨意的一種調查，從認識上面正確率可以達到95%、100%，但是落實到，有一個題目叫你愿意不愿意和病人，和感染者在一起生活，這個題目，落到這個具體上面來，那比例就很低了，大概只有8%，有80%幾的話都回答不愿意，他知道艾滋病是哪些能傳染，哪些不能傳染，明明知道的話，也并不是那么可怕。

　　主持人：

　　實際上醫生應該說從科學的角度來講，應該比我們普通的老百姓更強一些，他怎么還有恐懼？

　　戴志澄：

　　所以我想，因為他風險比一般人還要大，他跟病人的接觸，血液的接觸，體液的接觸，還有特別是做手術的，皮膚的傷是非常容易的，所以他的風險應該說比一般的醫生和比普通的老百姓要高的多。所以從這點來說的話，很多醫生不愿意給艾滋病感染者或者是病人做手術，應該說換位思考的話應該是理解的。

　　主持人：

　　那么從您剛才這個話題，我們再把它延伸開來，救死扶傷應該說是醫生的天職，有的時候即便有風險，也要來把自己的天職履行好。

　　另一方面，從您剛才提到的角度，我們是不是應該建立一種安全上的機制，建立一種補償上的機制？

　　戴志澄：

　　我覺得恐怕應該朝這方面去發展，因為什么呢？我們現在實行的一個叫職業暴露，也就是說從事和艾滋病有關的很多職業，他有被感染的這么一個風險，不僅僅是醫務人員，包括司法、監獄里的一些人，包括戒毒的一些人員，包括公安干警，他們也是有這方面的風險，他都有一個職業暴露的問題。

　　現在我們國家有這方面的規定，但是這個規定它僅僅限于什么呢？你有了職業暴露以后，他規定應該采取一些什么措施，應該進行什么樣的一種操作規程，去避免、減少感染的可能性。

　　……

　　下面是兩位艾滋病患者講述的求醫經歷，出于他們的要求和對他們的尊重，我們只錄了他們的聲音，并對他們的聲音進行了處理，名字也用了化名。

　　就讓我們在黑暗中聆聽他們的傾訴——

　　艾滋病患者小陳：

　　我自己那時候也是去市區的某一家三級甲等的綜合醫院，是去看泌尿外科，醫生幫我開了一張B超單，讓我先去做一個B超，然后我就進了B超室以后，他可能馬上就明確，然后就很敷衍了事地幫我稍微做了一下B超，然后很快地就請我出去了。然后后來我走的時候，我還聽到他們說趕快換床單，換床單。

　　艾滋病患者老郭：

　　一旦我跟他說了我是這個情況的話，醫生都是很敷衍了事，就搪塞過去的那種，或者就給你開點口服藥就回去了，就是延誤了我的病情，使我的病情拖得更加重了。

　　艾滋病患者小陳：

　　現在我們的定點醫院，它的科室并不全面，這使得我們很多病人不得不走出定點醫院，然后提心吊膽地去一些市區的一些三級甲等醫院，想去看一下門診，可是往往都是沮喪而歸。

　　艾滋病患者老郭：

　　我會覺得我跟他們之間的交流不是普通的一種醫患溝通的交流，我覺得就像一個罪犯在和一個警察交談一樣的感覺，自己都會覺得有一點恐懼，因為我是覺得他們作為一個專業的醫生，他們都不能理解我們這個病，然后他們都是這樣帶有某些歧視的眼光來對待我們，那我們還能被誰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