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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家民間組織，一批志愿者，幾個國際機構，一群地方官員，阜陽的艾滋病患者和兒童在他們的關懷下正逐漸走出陰霾，勇敢地站起來

　　人民路是安徽省阜陽市最熱鬧的地方，12月1日那天，阜陽市艾滋病貧困兒童救助協會(簡稱“阜愛協會”)的工作人員，選擇在這里向路人宣講艾滋病知識，作為阜愛協會最早資助的對象，楠楠自告奮勇擔當志愿者。

　　不一會兒，三名阜陽一中的高三學生走到她面前。“能給我們一本宣傳冊嗎？”“不給，除非你們告訴我：艾滋病有幾種傳播途徑？”看他們和楠楠有說有笑，阜愛協會會長張穎試探性地問道：“如果有艾滋病人在你面前，你可以擁抱他嗎?”“可以，可以。”年輕人連連點頭。

　　“我就是。”楠楠的話令他們錯愕不已，他們很難將眼前漂亮的初二學生跟艾滋病患者聯系在一起。幾名高三學生立刻主動跟楠楠握手，并鼓勵她：“你要自信樂觀，你和我們都是一樣的。”

　　張穎感動壞了，因為這三位獨生子女的愛心，也因為楠楠的勇氣。5年前，張穎第一次見到楠楠時，她還相當孤僻。“她一聲不坑地站在那兒，說話根本聽不見。”而今，就算見到總理，楠楠也毫不怯場。

　　溫爺爺的示范效應

　　11月29日晚上，在阜南駐地，溫家寶一見到楠楠就把她摟在懷里。“兩年不見，你長高了。還記得嗎，上次你到中南海還哭鼻子呢。”其實總理當時也哭了。

　　那是2006年12月1日的上午10點，溫家寶在中南海紫光閣接見了楠楠和其他14名艾滋病兒童。當時的媒體記錄了總理和楠楠對話的片斷——

　　她當時對總理說：“我最感到難過的是小朋友們不跟我玩……”她哽咽著說不下去了。總理聽后半天沒說出話來，他還在楠楠的筆記本上寫上這樣的題詞：“堅強、努力、奮斗、向上！”

　　楠楠沒有辜負總理的囑咐。她告訴總理，不光學習成績比兩年前好，她也更獨立了。從今年9月開始，她就從嬸嬸家搬出來，自己一個人獨自住了。“你自己生活可以嗎？衣服都能洗嗎？”總理不放心地詢問著，最后鼓勵楠楠：“全社會都關心你，你要學會感恩，學會自立自強，你記住我說的話了嗎？”楠楠卻調皮地說：“爺爺給我寫下來。”

　　“楠楠見到總理就像見到親人一樣，特別撒嬌。”張穎見證了溫總理和楠楠見面全過程。這次，總理給楠楠寫下了這樣的話：“要站立起來，自己走路，不用拐杖。”

　　這天上午，阜陽市潁州區楊莊村的艾滋孤兒黃金紅、黃新梅、黃新雷三姐弟也得到了總理的鼓勵。“溫爺爺讓我們好好照顧奶奶，她是我們的依靠。”12月2日，黃新雷回憶說。兩年前，他們姐弟三個曾和楠楠一起見過總理。“ 兩年了，溫爺爺還記得我們，我們感到很幸福。那天，同學們都在電視上看到了我們。他們跟我說，你現在非常幸福，國家領導人都來看你了。”

　　從2003年起，胡錦濤主席和溫家寶總理每年12月1日看望艾滋病患者和孤兒已經成為一個慣例。“2003年的非典給中國人上了一課，自那以后，中央開始把防治艾滋病提高到國家戰略的高度，并陸續推出‘四免一關懷’政策、《艾滋病防治條例》。”艾滋病政策研究專家、中共中央黨校社會發展研究所教授靳薇說。

　　中國防艾戰役的轉折點

　　可是在楠楠出生的1992年，許多中國人對艾滋病的認識還是一片空白。 彼時的阜陽潁州區、阜南縣、臨泉縣等地非法賣血已經泛濫成災，楠楠的父母也是在這時開始成為中原賣血大軍中的普通一員。他們本以為找到了“只要一伸胳膊，就能掙五十塊錢”的財路，卻沒想到一種叫“艾滋”的病毒正在侵蝕他們自己以及楠楠的身體。

　　時間再前移3年，在云南、廣西邊界上，200多個少數民族農民已經被證實感染了艾滋病，他們之前曾共用針頭吸毒。這是中國防艾戰役的轉折點，自那時起，中國政府防艾重點開始從“拒艾滋病于國門之外”，轉變為“局部打擊和預防”。

　　對于楠楠父母來說，“輕松掙錢”的好光景只持續了三年便提前結束。1994年9月，上海萊氏生物制品公司反饋安徽省阜陽地區獻漿員李某的血漿為“HIV+”，衛生部的一個研究小組隨后進入安徽阜陽地區調查，最終將感染途徑鎖定在當地的單采血漿站。1995年上半年，阜陽市衛生局著手對供血機構進行整頓，取締單采血漿的血站，逐步消滅了賣血現象。

　　不過，此時，艾滋病已經全國皆知。1998年，全國有30個省、市、自治區報告發現感染案例。中國的防艾形勢一下子異常嚴峻起來。然而，等到楠楠父母發現自己染病已經是2002年的事，這離他們賣血已經過去了整整10年，他們也因此錯過了最好的治療時期。僅隔一年，他們便雙雙撒手人寰。

　　社區宣傳沒有想像中難

　　同樣被證實感染的還有楠楠，一時間，病痛的折磨，失去雙親的痛苦，社會的歧視接踵而至。“那時候，叔叔奶奶都不理她，同學老師也跟她不太好相處，她對社會很敵視。”張穎回憶說。

　　盡管黃家三姐弟只是父母染病去世，但他們在學校的遭遇同樣不妙。“同學們都不愿意跟我們坐一個桌子，都讓我們坐在教室最后邊。放學在村里誰家門口走，都讓我們繞著走。”黃新雷說：“不過，現在老師和同學們對我非常好，都愿意和我玩。”

　　這得益于阜愛協會和當地政府長期的耕耘。從2003年協會創辦以來，每到一個村看望艾滋病兒童，張穎都會帶一些印有艾滋病知識的宣傳畫發放給村民，在楠楠的學校，同學們接受的則是另外一種形式的宣傳——“放動畫片，發小冊子”。“過段時間再測試，看看他們掌握多少。或者到班里做些提問，書本和筆作為獎勵。”張穎說。

　　2006年8月，阜陽市教育局給全市中小學校發了一個文件，號召大家參與“預防艾茲，關愛生命”的演講征文比賽。結果出乎張穎的預料，“40多所學校參加，阜陽市疾控中心也參與其中，甚至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中國代表處也派人來了。”

　　國內外志愿者來了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與阜愛的合作早在一年前就已經展開。

　　“主要是教我們怎么做得更規范，如何在社區和學校開展宣傳工作。”張穎說，2005年、2006年兩年間，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聘請了北京、上海等地的專家上了很多培訓課程。

　　不過，一開始張穎并不認同這種做法，她認為“這些錢應該直接給孩子們發生活費”。但對方負責人的一席話最終說服了張穎：“如果未來你們能力提高了，就能爭取到更多的資金。”

　　效果立桿見影。培訓結束后不久，在耐克公司的“讓我玩”(通過打籃球等運動幫助弱勢群體)項目中，阜愛中標了。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不同，英國救助兒童會的培訓對象是阜陽政府領導。據張穎介紹，英國救助兒童會主要跟阜陽市婦聯合作，組織政府領導培訓，幫助建設鄉村醫療所，以及與阜愛類似的兒童活動中心。

　　給阜陽的防艾工作注入活力的還有來自全國各地的志愿者。自從阜愛創辦以后，每年暑假，清華大學、安徽師范大學等學校都有學生到這里實踐。在協會十幾個工作人員，剛畢業的大學生有6名之多。安徽師范學院的音樂教育專業2007年本科生孫盼盼就是其中之一。“我還算比較幸運，一開始就在協會做志愿者，發現這里才是我想要的生活。”

　　在黨校講艾滋病

　　在阜陽，一些處級官員也在接受艾滋病的培訓。負責培訓他們的是安徽省委黨校。從2001年開始，靳薇主要給在中央黨校上課的廳級官員講，到2004年后，開始推廣到全國各地的黨校。

　　“當然，他們是黨和國家的寶貴財富，要保護他們，但更重要的是影響他們的決策。”靳薇說， 過去血液傳播占的比例比較大的時候，政府可以做的工作比較多，緝毒禁毒，血液管理。“一開始，很多人都會有疑惑，為什么在黨校講艾滋病呢？作為決策管理者，應當引起重視，不能因為總體上是低流行就不重視。如果像非洲那樣，對世界就太不負責任了。”

　　除了“決策者為什么要關注艾滋病”之外，還有“四講”：艾滋病的基本知識；國際國內艾滋病的形勢；政策與法律；國外比較成功的防治策略。“比如政府重視，全社會參與，消除歧視與侮辱，強調人權等等。”靳薇每次上課都要講兩個小時，討論兩個小時。有時參觀當地戒毒所或行為干預場所。

　　但官員們本身對艾滋病的了解并不多。即便項目開展5年后，靳薇主導的一項針對3000名官員的調查中，竟然由三成同意隔離艾滋病患者。而7年來的培訓效果，由于條件限制，很難跟蹤了解。只能從一些零星的反饋中看出效果。承德醫學院的院長在河北省委黨校接受培訓后，回去后開了個艾滋病的課； 山西一名社會主義學院院長(培訓統戰部門的高層領導)到中央聽了靳薇的課后，回去也開了同樣的課程。

　　從娃娃抓起

　　不過，也 有一些黨校委婉地對她提出批評。“他們覺得要阻礙艾滋病的蔓延，就要高舉起傳統道德這面大旗。”靳薇跟他們解釋強調傳統道德不能遏制性傳播，要從中小學開始打破性的禁忌，從根上解決問題。

　　阜陽的學校艾滋病教育不失為一個好的樣本。2003年，中國教育部規定初中高中要開設預防艾滋病教育課程，實施5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不斷協助教育部去落實這些政策。

　　“ 主要跟教育部合作，跟國家教育行政學院，培訓學校領導層，開展這樣的艾滋病培訓活動，讓他們重視和支持學校艾滋病教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艾滋病與學校健康中國項目官員劉永峰說：“他們的目的就是 希望青少年掌握艾滋病基本知識，保證今后不被感染。另外，希望能夠減少學生對艾滋病以及艾滋病感染者的恐懼和歧視。”

　　靳薇說，她并沒有看到這方面的變化。“教育部下了一個文。但是中學老師沒有得到很好的培訓，連生理衛生課都不好好講，艾滋病又涉及到性，所以更不會講。我女兒今年高三，老師告訴他們，到外邊去千萬不能住小賓館，床單被褥會傳播艾滋病。”

　　不可知的未來

　　在世界范圍內，中國仍屬于低流行國家，但情勢并不容樂觀。很多人擔心中國很可能會成為非洲，這里說的不是感染數量，而是傳播途徑，非洲的艾滋病以性傳播為主，中國性傳播與日俱增，這是一個巨大的考驗。

　　靳薇說，艾滋病對政府的執政能力是一個挑戰。涉及的方面頗為復雜。最初，她給培訓設定了三個目標：不阻礙防艾，支持防艾，領導防艾。“過去幾年中，阻礙防艾的事情很多，盡管2003年以后，中央高層態度非常明確，但是地方利益已經主體化，中央態度貫徹到基層還需要時間。”靳薇說，這要從體制上作出調整，“GDP、人口、社會安定的考核已經讓他們焦頭爛額，但是公共衛生內容不考核，又讓他重視，這很矛盾。”只有將來政績觀的轉變到把公共衛生、環境保護、科教文衛也要放到考核內容中來，這樣才能促使決策者管理社會思路的轉變。

　　張穎也不知道阜愛還能走多遠。12月1日，她看到一個調查，90%的人知道艾滋病的傳播途徑，但當問到是否愿意和艾滋病人生活在一起時，只有8%的人愿意。“歧視在全國來說還是很嚴重。”而張穎每年也會面臨資金的問題，要跟不同的組織爭取資金，“我能把現在看到的孩子幫助到底，但是還有很多看不到的孩子。”（記者劉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