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2007年6月，關寶英從北京市衛生局疾控處處長任上退休。

　　與大多數安享天年的“老干部”不同，55歲的她選擇了更富挑戰性的職業——領導一家非政府組織(NGO)，繼續艾滋病的防治。

　　從參與處理國內第一例艾滋病患者開始，關寶英與這種敏感的絕癥打了23年交道。其間，這位被HIV感染者稱為“關媽”的女性，直面多次挑戰與選擇

　　★ 本刊記者/ 蔡如鵬

　　年過花甲的關寶英身材高挑，衣著考究。一頭大波浪卷的披肩發和淡淡的口紅，在同齡人中并不多見。

　　“我很在意自己的形象。早晨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用發卷做頭發，然后才開始洗漱。”她說，“這樣，不僅能給別人一個好印象，也會讓自己感到更自信。”

　　家境的富足讓關寶英在生活中沒有太多煩惱。雖然青春不再，但她還是和年輕人一樣，喜歡逛街，定期美容。約人談事時，也愛把地點選在咖啡廳，要上一壺價格不菲的普洱茶。

　　但當談到中國艾滋病患者的現狀時，這位平日里一臉笑容的退休官員，便憂慮加自責地說，“我們失去了最佳的控制時機”。

　　從1985年參與處理國內第一例艾滋病患者開始，關寶英已經和這種絕癥打了23年交道。HIV感染者們親切地稱她為“關媽”；西方媒體稱，“中國阻止艾滋病，需要來自關寶英這類人士的努力”。

　　第一次接觸患者：無法抑制內心的恐懼

　　1975年，在結束7年插隊生活后，23歲的關寶英回到北京，作為最后一屆工農兵學員，進入北京醫學院學習。

　　但畢業時，她被分配到北京市衛生防疫站，從事疾病預防工作。一年半后，又借調到市衛生局負責籌備組建防疫處，直到正式調入。

　　這一去就是26年，直至退休。

　　這讓她有機會接觸艾滋病。1987年，北京市成立了首個性病防治專業機構——皮膚病防治研究中心，關寶英負責分管性病艾滋病工作。不久，她接觸到第一例艾滋病患者。

　　“觸動太大了！那是1990年，佑安醫院收治了一名援非(洲)的醫務人員，被確診為艾滋病。我去病房看過一次，就跟國外宣傳畫上的一樣，瘦得只剩下皮包骨頭，仿佛一個大骷髏。”

　　盡管作為醫務人員，關寶英清楚艾滋病的傳播途徑，但她仍無法抑制內心的恐懼。回家后，把全身上下的衣服脫在門外清洗后，才進家門。這在當時并不奇怪。佑安醫院在這名患者死后，將他病房內的所有物件全部焚毀，床、板凳、桌子、被褥⋯⋯連他交費時給的美元，也放在微波爐里烤了又烤。

　　1995年的一次考察，讓關寶英對艾滋病的認識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考察的目的地是大洋彼岸、最早發現艾滋病的美國。

　　“在那兒，艾滋病患者并不像國內隔離治療，而是與其他普通病人混住在一起。一些社會工作者還自發地幫助感染者爭取合法的權益，比如救濟、醫治、工作等。”

　　在半個月的考察過程中，給關寶英印象最深的是一幅掛在一個艾滋病患者床頭的照片。照片上這位患者與一名好萊塢當紅影星相擁而笑。看完，關寶英覺得很慚愧。

　　回國后，關寶英改變以往站得老遠和感染者交談的工作方式，試著與對方握手。第一次握手，沒想到對方的反應比她還強烈。

　　也正是這個簡單的舉動，讓關寶英開始走近他們。之前，她去病房了解情況，他們甚至不愿讓她看見自己的臉。

　　直面男同性戀人群

　　1996年，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在北京成立了辦事處。在它的影響下，北京市開始對吸毒人員、男同性戀和性工作者這三大艾滋病高危人群實施干預。

　　但那個時代，政府的防治政策仍以“堵”為主，措施也僅限于教育宣傳。“這三類人群都屬于違法人員，行蹤非常隱蔽。別說教育了，想見一面都難。”關寶英最初的工作開展得異常艱難。

　　有一次，經過反復溝通，一個男同性戀組織終于同意疾控人員參加他們的聚會。這讓關寶英興奮不已。聚會地點約在西單附近的一個書屋，可當關寶英和另一位男同事快走到時，她卻站在路邊不動了。

　　男同事問，“怎么了？”她不好意思地說，“我有些害怕，不想去了。”男同事逗趣地說，“你害怕什么，他們對你沒興趣。”

　　關寶英聽完笑了。這時，她才意識到剛才由于緊張，自己起了一身雞皮疙瘩。

　　這是關寶英第一次近距離接觸男同性戀人群。雖然這群人說話、舉止有點怪，但她發現，他們并沒有敵意，甚至還有些可愛。

　　上世紀后半葉，由于防治措施脫離現實，艾滋病在中國由傳入期演變為擴散期，在高危人群中迅速蔓延。

　　由于社會的普遍歧視，當時感染者根本不敢暴露身份，不敢通知單位，也不敢告訴家人，獨來獨往，深居簡出，承受著身體和心理的雙重折磨。

　　關寶英記得，那時有一個大學剛畢業的小伙子，“很清秀”，因為高燒不退，住進同仁醫院，被確診為艾滋病。當時需要轉院治療，但患者擔心單位知道后會開除他，希望院方不要透露病因，但轉院又必須征得單位同意。于是，關寶英和醫院商量，最后讓他以肝炎的名義轉院。事后，小伙子感激不盡。但他還是沒有挺多久，就去世了。

　　艾滋病患者的治療費用相當昂貴，家境普通的都承擔不起。為了讓患者得到及時的治療，關寶英和幾位感染者一道，花費數月時間，完成了《北京市艾滋病機會性感染免費治療方案》的調研報告。

　　不久，方案獲得北京市政府同意。自此，北京的艾滋病患者開始享受相應的免費治療待遇。一位當時曾和關寶英一起撰寫報告的感染者對《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說：“這筆錢解決了我們很多實際問題。更重要的是，它讓我們感到政府沒有拋棄我們。”

　　安全套推廣中的博弈

　　2004年初，國務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員會成立，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吳儀親自出任主任。在關寶英看來，這是中國艾滋病政策轉變的重要信號，“國家開始真正重視了”。

　　此后，她不失時機地向上級提出，在北京市實施預防艾滋病的“三大工程”：在公共場所推廣使用安全套；開設美沙酮維持治療門診，減少吸毒人員對毒品的依賴；在靜脈吸毒人群中，開展免費清潔針具交換。

　　這些在其他國家已被證明行之有效的預防措施，卻招來反對聲，“這是預防艾滋病，還是縱容賣淫和吸毒？”好在當時分管衛生工作的副市長牛有成和北京市衛生局局長金大鵬表示支持，關寶英才得以在爭議聲中開始了她的“出格”干預。

　　“那是我最難的一年。”時隔幾年后，回憶起那段經歷，關寶英仍唏噓不已。

　　為了在賓館、夜總會、社區和大型建筑工地安裝安全套售套機，關寶英和同事們一個地方一個地方地跑。對方常常是一聽來意，就婉拒或推委，“覺得這有傷風化、有損形象”。這時，關寶英就會拿出政府的紅頭文件給對方看，曉之以理，動之以情。但即使這樣，最終配合的也還是少數。

　　2004年，關寶英本計劃在全市安3000臺售套機，可一年跑下來，還不足1000臺。

　　美沙酮維持治療是針對海洛因等毒品依賴者采取的一種替代治療方法。這種方法要求吸毒人員每天到指定門診，在工作人員監督下口服一定劑量的美沙酮，從而減少非法毒品的使用。這也是目前國際上最有效的防治艾滋病傳染的方法之一。

　　但在門診選點上，各個區縣都不愿意承接，擔心被認為是禁毒工作沒做好。最后，由于阻力太大，關寶英當年只設立了一個點。

　　2004年年底，那家碩果僅存的美沙酮門診建好后，關寶英希望搞一個大的啟動儀式，讓更多人了解它。為擴大影響，事先通知多家媒體。可當一切準備就緒，區里的一位領導卻不同意了，認為這影響不好。關寶英趕緊跑去做工作，還拿出給市領導準備好的講話稿，說上面都同意了。但對方卻并不領情，告訴她“你就是說破大天，也不行”。

　　就這樣，一場精心籌備的艾滋病宣傳活動流產了。

　　事后，一家國外媒體這樣報道：位于中國首都北京市的第一家美沙酮門診在沒有任何的啟動儀式中，靜悄悄地開業了⋯⋯

　　“三大工程”中落實情況最糟的是清潔針具交換。這項工程是為靜脈吸毒人員提供注射器，以免他們交叉使用，傳染艾滋病。但在當時，吸毒屬于違法行為，吸毒人群是公安機關嚴厲打擊的對象。這與關寶英的工作完全沖突。

　　盡管賣淫嫖娼也屬于公安局打擊的行為，但在安裝售套機上，他們采取了默許的做法。“雖然不愿提供正式支持，但也不阻止我們開展工作。”關寶英說這是一種默契，“你做你的，我做我的”。

　　不過，對于提供吸毒用的注射器，公安機關無法熟視無睹。他們告訴關寶英，絕對不能建這類門診，否則“來一個，抓一個”。

　　關寶英沒有辦法，只好放棄。就這樣，第一年她一個清潔針具交換點也沒有建成。直到后來，吳儀副總理在一次講話中談到，吸毒人員是病人，販毒才屬于犯罪，這種情況才有所好轉。

　　到退休前，關寶英經過不懈地努力，已在北京陸陸續續建了8個美沙酮門診和11個清潔針具交換點。2006年3月，國務院頒布條例，要求在政府指定的公共場所安裝售套機。今年5月，北京市采取進一步措施，要求在所有公共場所配備安全套，包括衛生間、卡拉OK廳和大型建筑工地。現在，即使是在五星級酒店，安全套也已成為房間里的標準配置品之一。

　　“我能認您做媽媽嗎？”

　　2007年6月，關寶英從北京市衛生局疾控處處長任上退休。與大多數安享天年的“老干部”不同，她選擇了更富挑戰性的職業——擔任第六輪中國全球基金艾滋病項目北京項目辦負責人，繼續從事防治工作。

　　關寶英開始頻繁地穿梭于各個草根組織之間。這使得她對底層感染者和高危人群的生存狀況有了更多體會。

　　一次，她陪同比爾及梅林達·蓋茨基金會的工作人員，考察一處“家庭會所”(為男同性戀提供性服務的場所)。他們正準備下樓離開時，一個不滿20歲的小伙子，突然從背后抱住她說，“阿姨，您真好！我能認您做媽媽嗎？”回過頭，看著這個相貌清秀、稚氣未脫的大男孩，關寶英的眼淚奪眶而出，一把攬住他不住地點頭。

　　“他只有19歲，母親剛去世，家在遼寧農村，到北京后沒有辦法，干上了這行。”此后，隔一段時間，關寶英就會和這個男孩通次電話。掛電話前，她反復叮囑的總是同一句：服務時，一定要把安全套戴好。

　　但不幸還是發生了。在最近一次通話中，男孩告訴關寶英，他被查出感染上了艾滋病，非常絕望。此后男孩再也不接她的電話了。

　　在她的努力下，現在北京市政府每年拿出30萬元，用于資助草根組織。“愛之方舟”是國內成立較早的一個艾滋病組織。它的創辦者孟林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草根組織的出現都不是為了錢，但最后往往都是因為錢出問題。”

　　另一同性戀組織負責人則把其早期活動情形概括為“一把辛酸淚”，“大家最初走到一起都是靠熱情，但如果沒有‘關媽’，我們是不可能堅持下來的”。這些草根組織者說，關寶英與其他官員最大不同在于，“她總是問需要什么幫助，而不是告訴你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