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再次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的“侵權行為法草案”規定，因搶救患者等緊急情況，難以取得患者或其近親屬同意的，經醫療機構負責人批準可以立即實施相應的醫療措施。這意味著，在搶救危急病人時，即使沒有家屬簽字，醫院也能采取動手術等急救措施。

　　生命權處于權利體系的金字塔頂端，當與生命權相沖突時，其他權利都應退居二線，這已是現代社會的文明共識。在手術前，患者家屬的簽字，乃是代替患者本人行使知情權。保障這一知情權，對于患者本人當然意義重大，但是一旦這一知情權因一紙簽字求而不得時，如果還要固守“家屬簽字是送往手術臺的通行證”，卻可能因此戕害了患者的生命權。

　　事實上，知情權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程序權利，作為行使權利的保障措施，其本身必須結合其他權利共同行使，方有實質意義。無論何時，生命權這一實體權利都應優先于知情權。更何況，家屬簽字只是代理行為，畢竟不是患者本人親歷親為，因此，沒有家屬簽字，并不必須意味著患者本人反對接受手術。

　　2007年11月，朝陽醫院京西院區因得不到患者家屬肖志軍的簽字，使懷孕9個月的產婦及胎兒不治身亡。事后，北京市衛生局官員表示，在依法履行告知義務而患者及其親人仍明確表示拒絕手術的情況下，醫院暫不進行手術的做法，不違背法律規定。這一表態，曾引起極大爭論。“侵權行為法草案”倘能確定“即使沒有家屬簽字，醫院也能采取動手術搶救危急病人”的原則，相信有助于使那些以醫療內部行規為托辭而漠視生命的悲劇，不再刺痛人們的良知。

　　本來理性地說，走進醫院、推上手術臺后，惟有醫生可以信任，即使有簽字權的家人，也不應被寄予高于醫生的信任。但是一些過度治療、天價藥費等事件，顯然影響了公眾對醫療機構的信任，他們不得不執著地捍衛自己的知情權，借此來求得保障生命健康權的自我安慰。

　　因此，解決問題的起點在于：確保公正地認定醫療措施的科學性、必要性，使公眾放心地接受法律對醫生緊急處斷權的制度安排。在這方面，對患者而言，也許主刀醫生由于涉嫌無法信任、家屬甚至再公正的法官也由于不懂醫務而無法信任。事實上，在全世界的法律糾紛中，醫療侵權都是一個棘手的難題。然而，域外成功經驗的啟示是：惟有專業和獨立的醫療事故裁決機制，方能擔當重任，也是解決當前公眾醫療知情權焦慮的關鍵。

　　專業和獨立的醫療事故裁決組織，應當由藝高德劭的醫生和律師組成。前者精通醫療業務，能夠判斷在當時癥狀下，患者是否應當被采取緊急措施以及該措施是否適度；后者則從法律角度，衡量相關做法是否在法律允許范圍之內。當然，這兩種專業人士都應嚴守回避原則，而且以聲譽和公眾形象為資本，對自己的判斷負個人責任。為了確保專業，醫療事故裁決組織應當按照醫學專業設立；為了確保獨立，這一組織不應按照衛生行政管理模式設立；為了確保負責，這一組織成員每人都有投票權，且每人所持意見和“正反投票比例”都應充分公開；為了確保權威，這一組織作出的醫療責任裁決將自動生效，其有效性只接受司法審查，而不受行政或者其他干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