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春天，一粒細小的“SARS”病毒先后“侵入”廣東、北京等城市，像一條隱形的毒蛇在人群中穿梭。

　　起初，由于對“SARS”病毒的無知和恐懼，地方政府保持了沉默。危急時刻，中央政府及時決斷，公開信息，全民共同擊退“SARS”，中國由此建立了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應急體系。

　　病毒入侵廣州

　　2003年春節前，廣州，一粒粒肉眼看不見的病毒在空氣中傳播，吸入肺部會出現發燒等癥狀，就會被“隔離”至死神的門前。

　　市民們通過短信、電話，紛紛向外傳說著這粒病毒的可怕，談論這種“怪病”。后來，醫生將它命名為“急性傳染性非典型肺炎”，英文名“SARS”，人們叫它“非典”。

　　這種病似乎比瘟疫還要恐怖，作為一種烈性傳染病，通過呼吸就能傳播。廣州城外的人們口口相傳，有人染上“非典”后被隔離，有人已經染病死亡。“什么是非典？”最初，沒有人知道，只知道染上可能就會死。

　　傳言比“非典”傳得更快，傳得更讓人恐怖。“廣州口罩脫銷，板藍根脫銷，白醋1000元一瓶……”2003年春天，全程采訪“非典”的《南方日報》女記者張蜀梅，后來寫了《在SARS流行前線》一書，其中記述：“2月11日，我從家里出發(去廣州)。臨走的時候，母親硬是讓我帶一些板藍根，去幾個藥店一問，板藍根在前一天已經脫銷。藥店老板說，都被在廣東打工的家人買回去，寄到廣東了。”弟弟在她上飛機時，給她買了5瓶白醋。

　　在得不到官方印證的2003年春節，傳言像病毒一樣蔓延開。“有傳言說是鼠疫，有傳言說是遭生物襲擊。”走在街上，和往年一樣歡聚在一起的人們，心里卻沒有往年平靜。

　　媒體上開始出現這樣的圖片，入夜的廣州中信廣場上，一名女孩仔細地從背后給愛人系好口罩，兩張本應是甜蜜的臉卻繃得緊緊的。

　　新年的喜慶氣氛在傳言中尚未消盡，2003年2月11日，農歷正月十一，張蜀梅接到信息，廣州市政府要召開的新聞發布會。會上，新聞發言人公布了廣州地區非典型肺炎情況。

　　新聞發言人介紹，自去年年底，廣東部分地區先后出現非典型肺炎病例。從2003年1月12日起，個別外地危重病人轉送到廣州地區部分大型醫院治療。春節前后，廣州地區開始出現本地病例。截至2月11日，廣州市共發現一百多例該類病例，其中不少是醫護人員。

　　“非典”的警報，從廣州拉響。

　　北京，SARS來了

　　廣州遭“非典”侵襲之后，2003年3月，“非典”病毒不可避免地開始從廣州往外擴散，香港和北京先后出現“非典”病例。

　　春天的北京，街頭，流行戴白色的口罩。

　　地壇醫院聲像室的攝像師劉志勇，在街頭，用鏡頭記錄下了當時的情形：往日擁擠的北京西站，突然變得空空蕩蕩；平日車水馬龍的長安街上變得路廣車稀，處處彌漫著消毒液的味道；坐在地鐵里的人們，戴著口罩躲閃著站得遠遠的。現就職于天壇醫院的劉志勇說：“當時，非典病房還不讓公開拍攝。”

　　2003年3月25日晚上，在佑安醫院等醫院收治“非典”病人之后，時任地壇醫院黨委書記的劉建英終于也接到了北京市衛生局的通知：準備接受“ 非典”病人，主要包括司局級干部、港澳臺同胞、外國人等重要病人。當時，地壇醫院院長一職空缺，劉建英全權負責院內工作，開辟了收治病人的綠色通道。

　　接到醫院的指令，感染科主任李興旺等主力醫生，立刻待命，準備進入病區。此前，李興旺已多次參加研討廣東“非典”診療過程，應對“非典”患者到北京后的情況。

　　3月26日當晚，地壇醫院首批收治兩名病人：一個來自香港，一個是加拿大人。“非典”在地壇醫院的戰役，已經正式地“打響”。

　　地壇醫院已進入緊張的“戰斗”。起初，醫院的設備不是太多。李興旺穿起防護服，戴著厚厚的口罩，帶著十幾名醫護人員進入病房，開始為“非典”患者做臨床診斷。

　　最緊張的一次搶救，是搶救意大利一名勞工部部長。李興旺回憶說，當時接到救治任務：治療病人；保證職工安全。然而，由于緊張的搶救工作，現場的醫生暴露較多，給病人打點滴時，有護士的口罩不小心脫落了下來，顧不上戴。

　　從病房出來后，有護士出現發熱癥狀，住進SARS病房。早上在餐廳吃飯，有同事說起，便哭了起來。看見比自己孩子大不了幾歲的護士突然倒下，李興旺說，這讓他很揪心。“當時，還不知道病原，沒有想到傳染性那么強。”此前，廣東和北京先后已有醫護人員在救治“非典”時倒下，這更讓人替倒下的護士擔驚受怕。

　　非典，已經“入侵”北京城。

　　著手建立應急體系

　　到4月份，民間已風傳“非典”進入北京的消息，然而，衛生部和北京市政府對北京的疫情仍保持樂觀態度，并稱已經“有效控制”。對此，世界衛生組織提出了質疑。

　　4月13日下午，世界衛生組織官員派了兩名官員到地壇醫院考察。劉建英回憶說，看完醫院的病房、病人病例和防護措施，兩名官員肯定地說：“你們的治療是一流的，你們的消毒防護堪稱世界典范，推廣你們的經驗，將會對人類的健康作出貢獻。”世界衛生組織的考察是基于對“非典”的重視，也是基于對中國 “非典”疫情的某種不確定。

　　事實上，自4月8日開始，隨著疫情的發展，地壇醫院已接到通知，準備開辟了第二個“非典”病房，開始大批收治“非典”病人。劉建英說，4月9日晚上，21名危重病人已經轉入ICU主任郭利明負責的重癥監護病房。

　　然而，衛生部和北京市政府對“非典”的表態一直是“有效控制”“沒有擴散”。

　　4月3日，衛生部在對“非典”首次表態時說：北京由于汲取了廣東的教訓，有效地控制了輸入病例以及由這些病例引起的少數病例，所以沒有向社會擴散。在中國工作生活都是安全的。

　　隨后，世界衛生組織便宣布取消了北京的疫區身份，衛生部公布了這一消息，并通過媒體進行報道。國家旅游局有關負責人樂觀地表示：中國仍然是世界上最安全的旅游和投資沃土。北京準備著“五一”黃金周，開門迎客。

　　在外媒對國內疫情報道后，4月10日，世界衛生組織公開批評了北京的疫情報告系統，認為北京只有少數醫院每日匯報SARS病例，并派出專家組赴京考察。4月11日，北京重新被世界衛生組織定為疫區。然而，國內所有的媒體對此再一次保持了沉默。

　　意識到“非典”疫情的危害性，國務院立即提出研究《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從4月14日開始著手去做，并將“非典”列入《傳染病防治法》法定傳染病進行管理。

　　衛生部公開疫情

　　北京恢復疫區身份一周后，4月18日，劉建英再次接到上面的緊急通知：騰出病房，準備接收大批“非典”病人，地壇醫院要專門用來收治“非典”病人。劉建英意識到，非典疫情還在擴散。

　　媒體上的某些信息似乎也預示著疫情的嚴重——中央兩位最高領導人相隔一天，先后對“非典”作出表態。

　　4月12日，溫家寶和吳儀等國務院領導，專程到救治非典病人最多的北京佑安醫院看望醫務人員。次日下午，在京首次召開全國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的專門會議。會上，溫家寶坦承，非典型肺炎對我國旅游、交通、商貿和對外交往等活動造成的暫時影響是難以避免的。

　　4月14日，在事先未打招呼也未清場的情況下，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出現在廣州市北京路商業街上。他言辭殷切地對在場人員說：我們很揪心、感到焦急。

　　接到上面“騰病房”的通知，劉建英回憶說，僅僅用了兩天時間，她迅速組織全院醫護人員，將醫院的405名病人全部轉到兄弟醫院。

　　剛準備好病房的4月20日，這一天，幾乎和所有國人后來的感受一樣，劉建英就看到了中共中央對“非典”“出人意料”的重大決定和重大轉變。

　　當天，衛生部再一次舉行記者會。新上任的衛生部副部長高強發言，坦率地承認，北京疫情已經很嚴重，非典有漏報問題。截至4月18日，北京已確診非典患者339例，這個數字是前四天公布的數字“37例患者”的近10倍。發布會上，宣布取消當年的“五一”長假制度，自4月21日起，將疫情由過去的五日一報改為一日一報。

　　緊接著，當天下午，新華社發出消息：“中共中央宣布：撤消張文康衛生部黨組書記職務，由高強接任，同時撤消孟學農北京市委副書記、市委常委職務。”

　　劉建英說，4月21日，大批“非典”病人開始轉入地壇醫院，病房全部開放，不再有“普通病號”與“司局級干部”之分，門診也全部停掉。地壇醫院成為“非典”定點醫院，以救治重癥病人為主。“非典”疫情進入公開化透明化。

　　中央政府有力地主導著抗擊“非典”的工作，并且，著力于突發事件應急體系的建立。

　　守住最后的防線

　　在“非典”病人不斷攀升的時刻，劉建英“意外地”接到了新任代市長王岐山的慰問電話。在電話里，市長說，他會在合適的時間，去醫院看望一線的醫護人員。劉建英說，那個時候，市長太忙了，哪還有時間！

　　從4月21日開始，“非典”病人每日飆升，最高的一天新增病例達150人。整座北京城，人心惶惶，滿城盡戴白口罩。路上，車少人稀。超市，出現搶購風波；餐飲業、賓館，出現關門歇業，經濟陷入蕭條。

　　代市長王岐山4月22日“空降”北京后，在第一次北京市常務會議上表態：堅決做到軍中無戲言！他邀請WHO的官員在他辦公室的隔壁辦公，保證“ 我知道的你都會知道。”在新聞發布會上，他對市民們說：“人不自信，誰人信之？”同時，國務院成立國務院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揮部，由副總理吳儀任總指揮，統一指揮。隨后，北京市中小學全部放假，并對北大附屬人民醫院開始封閉隔離。

　　地壇醫院、小湯山等醫院成為防治“非典”最后的防線。

　　劉建英說，自21日開始，“非典”病人的波峰開始往上走，5天時間內，地壇醫院收治176例病人，當時占全市“非典”病人的百分之二十。這176人中，40%是被感染的醫務人員。

　　那時，設備和人員都不夠用，地壇醫院的救治壓力非常大。在外就讀在職研究生的醫務人員，紛紛主動回來，到一線參加救護，“沒日沒夜地干，沒有一個臨陣退縮的”。

　　地壇醫院在全封閉救治期間，家屬不能探望，只能通過保安給病人傳送日常用品，并詢問病人病情。經過地壇醫院門口的公交車，沒有人敢坐，害怕吸入從醫院里飄出來的病毒染病。

　　在那些最緊張的日子里，劉建英每天睡在辦公室的沙發上，負責全院收治“非典”工作，調配醫護人員。“全北京市是一盤棋”，劉建英說，當時人手不夠，她向北京市指揮中心申請支援，中心立刻派來20多名護士。

　　地壇醫院的護士，在看護病人之外，還要負責照顧來支援護士的防護，醫院多名醫護人員在救治病人中倒下。“慶幸的是，這些護士后期恢復并沒有留下后遺癥。”

　　李興旺、郭利明這些主治醫生，如出入普通病房一樣，不知疲倦地出入于“非典”病房，診治病人。“那個時候，精神非常亢奮，不知道累。”李興旺說。

　　攝像師劉志勇，和媒體記者終于獲準進入病區進行拍攝。“每天進去能呆兩個多小時，拍完半個小時的帶子再出來。”劉志勇說，2003年非典期間，他一共拍了60多盤帶子，記錄了醫生救治“非典”病人的歷史場景。

　　一個月后，5月21日，北京地壇醫院送走了第100位非典康復者。5月29日，北京新收治非典確診病例首次為零。次日，劉淇宣布：北京防治非典“五月攻堅戰”取得階段性成果。

　　到6月21日，地壇醫院成為北京唯一保留的“非典”定點醫院，負責全北京市“非典”的掃尾工作。三天后，世界衛生組織解除了北京的旅游警告，并將北京從非典疫區的名單中刪除。

　　劉建英說，當時一直有著一個信念：“我們是傳染病醫院，我們就是最后一道防線，到這里的病人，一定要嚴防死守。”

　　地壇醫院等“非典”定點醫院，守住了“非典”的最后一道防線。

　　政府信息公開化

　　2003年8月16日，地壇醫院舉行了一個盛大的告別儀式：“告別非典，走向明天”，劉建英和同事們微笑著，將北京最后兩名痊愈的“非典”患者孫錚和盧志艷送出院。一場奪人生命的戰斗暫告一段落，留給人們卻是無限的反思。

　　如今，已退休的劉建英深有感觸地說，“非典”之后，一些官員也對傳染病工作重視起來。在“非典”之前，曾有官員認為，北京的傳染病減少，病房利用率低，要將地壇醫院和佑安醫院合并。“非典”后，再不提合并，并要在北京順義區選址擴建地壇醫院。

　　2008年9月24日，政府投資10個億建成的新地壇醫院開始啟用，200多個負壓病房隨時待命，專門用來收治“非典”等病人。

　　李興旺坐在嶄新的辦公室里，平靜地回憶過2003年那些激情燃燒的日子，他說，“非典”能獲得最后的勝利，從某種意義上講，也得益于政府現有的體制，能在最短時間內有效地調動各方社會力量，切斷了傳播源。

　　“非典”之后，政府對傳染病的態度發生如此重大的轉變，正是吸取了“非典”帶來的慘痛教訓。更具深遠意義的是，政府已通過立法，建立了突發事件應急報告制度。

　　自2003年5月9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簽署國務院第376號令，公布施行了《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之后，應對突發事件開始進入法制化的軌道。

　　2003年“非典”前期，因為隱瞞疫情數字，直接影響到政府的正確決策和患者的及時治療。“非典”過去四年后，2007年4月，中國政府出臺了《政府信息公開條例》，2008年5月1日正式實施，政府信息逐步公開化。

　　“非典”過去后，當再次遭遇“天災”，面臨“國難”——“5·12”汶川大地震時，中國政府及時公開信息，全民總動員，凝聚到了全國的力量。政府在重大突發事件中的信息公開，經過“非典”的洗禮，猶如一扇沉重的城門慢慢地變得透明，緩緩地被推開。(記者 田乾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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