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全國人大針對《侵權責任法(草案)》進行審議，而關于“患者在診療活動中受到損害，醫務人員有過錯的，應當承擔賠償責任”的條款，明確表示受害人需要提供證據證明醫務人員有過錯才能要求賠償。

　　對于醫療糾紛中的患者維權而言，最大的難題往往在于證據搜集的成本過于高昂。面對一些需要鑒定的醫療糾紛，消費者常因交不起鑒定費用，或是無法搜集相關證據，乃至無奈放棄維權的現象并非個案。從2002年開始的醫療事故責任舉證倒置規定實施至今，就是基于醫療糾紛的特殊性質———由于醫院對證據呈供或相關專業技術闡述有舉證優勢，而明確其承擔對案件事實證明的義務。《侵權責任法(草案)》突然顛倒了這一行之有效的現實邏輯，恐怕會更加激化近年來愈演愈烈的醫療糾紛和“醫鬧”事件。

　　毫無疑問，醫療糾紛這幾年的一大熱點就是“醫鬧”事件“橫行”，給正常的醫療秩序甚至醫務人員的人身安全都帶來了不小的沖擊，在此情形下，各地醫院也被迫紛紛“武裝”起來，有讓醫生戴鋼盔的，有給醫生發棒球棒的……對此，不由得讓人既對這些醫院遭受的“醫鬧”抱有同情和無奈，亦讓人深思其背后的根源。

　　按照現行的《醫療事故處理條例》和操作慣例，當前解決醫療糾紛主要有三種方式：第一是患者和醫院之間通過協商方式解決糾紛；第二是患者將糾紛提交醫院的上級主管部門———衛生行政機關處理；第三是患者訴諸司法渠道。

　　在這三種處理方式中，由于醫療工作的專業特點和固有的信息不對稱性，或者醫院與上級醫療糾紛處理機構之間所存在的利益紐帶關系，患者都處于醫患關系和利益博弈格局中的弱勢地位。訴諸司法渠道、以相對客觀公正的第三方介入來完成救濟，就成為患者自我保護的權利底線。

　　在此情勢下，如果堅持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而由患者負完全的舉證責任，無異于繼續加大起訴難度，遠不如讓接近證據的被告醫院來舉證更便于操作。實行“舉證責任倒置”，不僅有利于保護弱勢群體，體現司法的公正與效率，而且還有利于督促醫院加強自我監督，這已經在行至多年的醫療事故責任舉證倒置規定中得以驗證。

　　因此，我們必須看到，除了某些“醫鬧”的職業性行為外，一般而言，很大程度上可以視為民眾對于一種不盡合理的醫療體制和醫療糾紛處理方式的反抗，雖然它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公共醫療秩序和其他方面的危害，但是，還是明顯帶有對正義原則進行自我救濟的公民行動特點，可謂“其情既怒，其狀且悲”。政府冀望于廣大患者能夠自覺加入到維權的正規渠道中，遏制“醫鬧”現象，歸根結底是要讓公民能夠獲得有效的、合法的公力救濟。形成一套完善、便捷、低成本的制度化程序，讓患者能夠得以順利維權。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設置“患者索賠需舉證”的障礙。